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主要覆盖体制内的政府收支和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财政收支两翼联动;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经历了既彼此独立叉互为要联的四个阶段。     

“营改增”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面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尤其是“营改增”的施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格局、税收征管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改革形势，构建新的财税体制迫在眉睫。在国家经济转型和十二五发展的关键期，深入分析“营改增”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影响，多角度探讨应对策略，尽快构建新的财税体制，是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然要求。     

浅议分税制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

分税制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创新,它对于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规范政府间的分配秩序以及提高中央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通过左右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支出偏好而对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产生影响。通过测算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均等化系数来分析各省市由于分税制带来的财政能力不均等所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异及其原因。建议通过采取改善我国转移支付体系、重新划分共享税与中央税和加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等措施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财政改革进程、现存问题及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财政体制走过了30年的改革历程。其间财税体制几经变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国家财力不断增长，尤其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更为明显。然而财政体制的转型远未完成，政府间财政关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均有较深层次的矛盾亟待解决，财税体制改革仍需在总体框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     

大都市地区内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的变化——以天津市区县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为例

首先,本文利用2000-2009年天津市18个区县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公共卫生和教育数据,对天津市18个区县的公共服务产出和投入等方面的差异情况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天津市18个区县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县间公共服务也存在明显差异。其次,本文对天津市18个区县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与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天津市各区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能力几乎不相关。这一结果与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同于地区财政能力均等化的观点相左。     

精准扶贫视角下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基于四川广元市与重庆市部分区县的比较分析

选择对秦巴山区四川广元市6个区县和重庆市5个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研究。运用TOPSIS方法测度2013、2016年重庆和广元共11个贫困区县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通过泰尔分解法对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普遍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各区县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因此,需结合各区县扶贫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短板,有针对性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和减贫效果。     

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转型与建构

乡镇政府从“汲取”向“服务”转型反映了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本文分析了推动这一转型的三个因素：国家政权内卷化、农民对基层国家政权的认同危机、乡镇财政压力。同时,对如何建构服务型乡镇政府做了初步的探讨：首先,改革和完善现有财政体制、压力型体制和人事制度,确保乡镇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充足的精力和适合的人力来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其次,分别从公共服务需求信息的输入、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三个环节分析了建构服务型乡镇政府的相应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     

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的多维分析

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和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不断转变,公共服务创新成为摆在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探索了公共服务的四条创新路径:体制创新,即创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模式;技术创新,实施公共服务的“三个一”工程,即“一卡通”、“一站式服务”和“一个公共信息平台”;融合创新,将公共服务项目与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业相融合,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服务方式创新,主要是公共服务外包、短流程服务等新型高效的服务方式.     

现行财税体制下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配置初探

在基层政府中,存在许多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当地基层政府去提供和实施,如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技信息提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就业,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但是由于现行财税体制的制度设计下使得基层财力十分的有限。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因此,理清现行财税体制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配置问题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保障基层政府履行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来自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的例证

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15个区县为例证,在测算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三峡库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均在短期内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失配,其中县域经济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短期抑制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学科简介

经上海市教委批准，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商务传播学》于2007年12月列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该学科立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上海“四个中心”、“四个率先”建设目标，并综合国内外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致力于建设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商务传播理论与实务，构建一门以商务传播为核心、     

城乡一体化的财税体制探索

“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财税体制方面来看,这与我国现行的城乡两套税制、差别的财政支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关。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本文探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财税体制。     

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统筹管理和政策衔接

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是事关城市居民民生、社会权利的基础公共服务。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社会公共服务在供给、配套体系以及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政府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打破传统的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二元分割体制,加强城乡一体化社会公共服务治理,深化行政体制的治理变革,形成多元化的供给平台,不断提高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逐步缩小城市区域、人群、空间之间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提供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     

强县强国与财政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世人瞩目的。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经济得到了跨跃式发展，而县城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三农”问题仍然突出。中央提出“扩权强县”和建立“省管县”模式，以理顺省以下政府层级财政关系为改革的突破口，根据地方公共需求偏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加大对基层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通过财政体制创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强县强国目标。本文以扩权强县为逻辑起点，以创新体制为主要入径，以建立省管县模式为改革内容，探讨强县强国与财政体制创新的理论根据与对和策选择。     

促进广西县域经济稳健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针对广西县域经济总体水平偏低且各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及目前广西正逐步建成便捷的交通网络、中央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建设“泛珠江三角经济圈”等良好机遇。提出了“农业稳县”、“工业强县”、“商业旺县”、“旅游活县”的发展县域经济思路，和加大财政对城乡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合理制定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建全广西财政管理体制、积极支持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措施，来促进广西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避免"黄宗羲定律"再演是农民减负的关键

现在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处理不当可能会滑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对农民负担反弹进行了动因分析，提出了城乡同治、转变地方“压力型”行政体制、完善农村财税体制、健全监督责任机制的综合建议。     

嘉兴融入上海大经济圈的理性思考

建设上海大经济圈是一个国家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嘉兴要充分利用上海“一个龙头”和“四个中心”的优势以及长江三角洲14个城市的宽阔平台来发展区域经济，其最佳途径就是直接融入上海大经济圈，争取实现双赢与多赢的目标。这就需要对嘉兴融入上海大经济圈作理性思考，即首先要对建设上海大经济圈是一个国家战略要有足够的认识，其次要认识到嘉兴融入大经济圈是对“接轨上海”战略的提升，再次要明确嘉兴融入上海大经济圈的目标定位与指导原则，还必须明确嘉兴融入上海大经济圈的10个主要观点。     

浅析“土地财政”的影响与危害

近些年来，一面是连年不断、刻骨铭心的征地拆迁之痛，另一面却是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盛宴。土地收入占比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普遍认为“土地财政”的危害性极大，应该对“土地财政”政策进行强制性降温。“土地财政”的形成，既反映出观行征地制度引发的政府牟利动机，也彰显了现行财税体制的弊端，地方政府此种行为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实在不可小视。本文拟对“土地财政”的八个方面的危害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论述。     

以全面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维度有了新的赋能：在“发展导向”维度突出“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在“经济增长”维度突出提高“智能产业”的密度，在“要素流动”维度突出利用“云”缩短距离，在“机制创新”维度突出通过“万物互联”减少分割、创造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但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应率先实施全面智能化战略，通过全域智能化和全业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     

电子政务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相关性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等经合组织国家出现了“新公共管理（NPM）”、“后官僚制模式”和“企业化政府管理”等公共行政改革浪潮。正是在这股改革浪潮中,电子政务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职能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新取向。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二者都密切相关。电子政务必须以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要求来建设,即建设公共服务型的电子政务;与此同时,电子政务也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创建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即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