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细碎化、服务外包与农地撂荒——基于9省区2704份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偏低、农地撂荒现象愈发突出。本文结合数理模型讨论了农业服务外包、土地细碎化和农地撂荒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我国9个省区2704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细碎化会加剧农地撂荒的发生率;农业服务外包能够显著抑制农户对农地的撂荒行为;农业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显著降低因为土地细碎化而引发的农地撂荒的比率。因此,化解农地撂荒问题需要做出多方面努力:通过土地整治与地块互换推进农户土地经营的连片化;鼓励农户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以满足农户对外包服务的需求;合理调整农业布局与规模经营的支持政策,强化农业生产布局的组织化与生产性服务专业化。     

外部机会、土地制度与长期投资

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妨碍了农户的长期投资,应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停滞负责。不过,已有的实证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看法。事实上,长期投资与土地地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通过一个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土地制度与农户长期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表明,土地调整制度并不必然妨碍农户的长期投资,尤其是当不存在外部机会时,土地调整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度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是相同的。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关于完善上海土地一级市场的思考

当前城市土地在供给制度、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使城市土地利用出现了“拔葱式开发”和“圈地运动”等现象。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顺土地供给渠道、规范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本文重点阐述了通过组建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作为土地供给的专业性职能机构，来调控土地供给与土地收益分配，从而建立一个层次分明、运转有序的房地产市场。     

"反租倒包"--一种新型的土地流转制度

近年来，浙江省总体经济发展迅猛，农村地区经济也实现了平稳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来自纯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近几年只占１／５左右；其年增长速度只有８．６９％，也明显慢于总收入１３．４７％的年增长速度。这表明浙江省农民收入已逐渐转向以非农收入为主了。与此同时，浙江部分农村出现“无人耕种”的现象。在政府强制推行不准“抛荒”的规定下，许多农户主动自愿地将承包地的经营使用权转让出来，甚至倒贴雇人经营耕种。这引起了浙江省农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提出：“在坚持土地承包权３…     

开创土地执法新局面

一、提高认识，抢抓机遇，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革 石家庄市在严格建设用地审批、积极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同时注意到违法占地现象时有发生。土地私自交易屡禁不止，保护耕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执法监察是整个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抓执法监察可以促进全局，强化执法监察才能建立土地管理的法制环境，才能真正树立起上地部门的权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贯彻土地基本国策、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唯有利用执法监察这支“利剑”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确定当前和…     

破解"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突出、更加紧迫，现有的制度安排已无法使农业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而且正是由于农业发展机制的缺失，使“三农”问题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现实表明，仅仅靠重视、支持和结构调整已不能解决事关长远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问题。而不能形成内在的发展机制，则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和提高就没有制度保障，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阻。因此，切实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把制度创新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口才是根本之举。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土地调整破坏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削弱了农民的长期投资激励。本文将农户的长期投资划分为两类,“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长期投资”以及“与特定地块相连的长期投资”,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对农户的这两类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减人减地”使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增人增地”对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没有什么影响;“减人减地”和“增人增地”对农户的农家肥使用量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减人减地”导致的以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第一类长期投资的减少完全归咎于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低效率。     

农村土地制度的前瞻后顾

<正> 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历次农村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的基础与核心。取得举世瞩目成果的农村改革,正是通过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土地的产出率有了很大提高。但随着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土地管理和使用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渐显现。突出的问题有:(1) 土地所有权在实践中的模糊化,导致对土地的管理不力。耕地被随意占用,土地肥力受损,水利设施老化现象十分普遍;(2) 农户通过家庭承包获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尚不稳定,承包的时效性还缺乏制度保证,因此农民对耕地缺乏长期投资的热情;(3) 部分地方土地的经营规模细碎狭小,妨碍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和土地产出     

试析增加农户农业投入的对策

当前 ,农户已成为农业资金投入的重要主体之一。但 80年代中期后 ,农户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却呈下降趋势 ,并制约了农业持续发展。为使农户投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要求 ,今后应在土地流转制度、农业比较利益和农业服务体系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引导农户长期、自觉、稳定地增加农业投入。     

以物权法原理为指导建立健全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

物权是直接支配物并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农地使用权”是对目前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直接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权利的规定过于单一，对土地权权利的合理流转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应在农业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农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并充实和完善农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以他物权自由流通为理论基础，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允许农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与此相适应，还应完善土地所有权制度，建立健全更严格的土地登记制度。     

共和国粮仓再度叫响 北大荒率先开发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据近日消息，黑龙江省垦区以科学的发展观为导向正在倾全垦区之力，构建以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推动土地向有技术能力，有机械能力、有资本能力的种田能手适度集中，预计用3-5年时间再转移和分离农业劳动力20万人，其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任阳镇对种田大户实行土地有偿使用

<正>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苏南农村,随着大量劳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承包地逐渐向种田能手集中,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应运而生。但从大多数地方看,发展种田大户、推进规模经营,仅仅是作为一种解决农田抛荒的权宜之计,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大量农田无偿提供给承包者经营,实际上造成了土地这一宝贵资源的流失。为了切实改变这一状况,推动农村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常熟市任阳镇从1993年秋插开始,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了对种田大户实行土地有偿使用的尝试,推出了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新举措。 任阳镇地处阳澄淀泖地区,是常熟市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人均耕地面积达2.15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该镇针对农业生产出现的新情况,积极引导发展种田大户,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形成了口粮田由农户各自耕种,责任田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业劳动力和土地合理配置下的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格局。至1993年,全镇共发展种田大户193户,承包耕地面积12300亩,占全镇责任田的50％。 随着种田大户的逐步增多,承包面积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一些     

农地制度与农地生产效率——农地自由流转的可行性分析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村土地不能自由流转,这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与农村经济发展。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必要性,研究允许农村土地自由流转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农地制度与农地生产效率——农地自由流转的可行性分析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村土地不能自由流转,这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与农村经济发展.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必要性,研究允许农村土地自由流转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撂荒土地流转新型模式探究——基于四川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经验观察

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生产要素,对于农民至关重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第一产业的基础作用越加忽视,大量农民走出农村,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需求,农村土地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乃至于闲置撂荒.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而四川省成都市下辖的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尝试无疑对于撂荒土地流转有了一个新的指向性作用.     

土地经营权整合与土地流转路径优化

细碎土地供给与规模土地需求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主要矛盾。细碎土地的交易特征决定了分散式流转面临过高的交易成本。在我国当前土地制度下，只有调整土地流转的交易装置，才能推动细碎土地的规模化流转。相对于分散式流转，整合式流转通过“两次流转”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细碎土地的转入和规模土地的转出。整合式流转的关键是中介组织对细碎土地经营权的整合，将细碎土地的经营权整合为规模土地的经营权，并差异化地流转给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依赖于中介组织对土地流转双方特别是土地承包户利益关系的整合。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村庄能人，村社组织作为中介组织在推动细碎土地经营权整合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为了更好地优化我国土地流转路径，应该推动整合式流转、加强土地经营权整合、发挥村社组织的整合功能。     

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和转移权：现状评价

本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组织和利用现状进行了系统描述。中国农村的村级土地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迄今还没有评估土地制度对农业效率、公平和总体发展影响的牢固的经验证据。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村干部进行的土地再分配可能方便了人们获得土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并克服了土地租赁市场的某些不完全性。但是，在许多地区，当前土地制度的成本是显的。并且持续增加，而且不能被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均所抵消。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地制度再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巳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及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将大量存在，这已经成为当前进行土地制度再创新的障碍。本文认为，进行土地合作是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情况下进行农地制度再创新的理想选择。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与财政现象研究

文章认为古代土地制度与财政现象联系密切,分析考证财政现象的起源应联系古代土地制度的变迁。通过考察“井田制”,对“井田制”提出了质疑;对“贡助彻”等财政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财政现象早于国家的产生,并指出土地财政的发展也是基于此,研究古代财政随土地制度的变迁而发展对今天的土地财政乃至公共财政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