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知识东亚与现实东亚（之三）——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

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从“脱嵌”到“嵌入”:农村电商产业与土地秩序的关系博弈

农村新兴经济产业与土地秩序之间的关系互动,是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议题。实证调研发现,与村庄内生产业结合的电商产业发展,使土地要素的资源属性和社会伦理属性之间出现张力。土地管理主体缺位、土地要素商品化程度加深和土地利用中的阶层挤压与规则混乱,共同驱动电商产业发展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秩序的双重脱嵌。由此,新兴产业的发展应纳入村庄整体规划布局,重建乡村基层组织在土地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村集体产权基础上土地利用的公共规则,协调农村建设用地与生产生活用地的诉求,这是电商产业嵌入乡土社会,有效激发村庄活力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     

网络秩序的生成机理:从分层演化到共生演化

随着互联网社会成为当今社会最具未来意义的表现形态,网络秩序的供给成为当今时代最有意义的社会话题。文章首先把社会秩序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析了网络秩序的要素构成和类型构成;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历时态角度,论述了网民伦理规范秩序、业界技术规范秩序和政府法律规范秩序等子系统秩序的分层演化过程;从共时态角度,阐述了网络整体秩序是网民伦理规范秩序、业界技术规范秩序和政府法律规范秩序等子系统秩序的共生演化的结果。文章对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以“秩序重建”为中心的观察

“秩序重建”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面,中国超越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了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     

从“柳市现象”看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规范

柳市是浙江省温州市第一强镇 ,也曾是国务院挂上号的假冒伪劣低压电器重灾区。经过 10多年的整顿规范 ,现在柳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完全摘去了那个不光彩的帽子 ,低压电器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成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文章引用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礻乃的话指出 ,“柳市是一个很具典型意义的以打假治劣规范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例子 ,其经验值得总结 ,值得借鉴。”     

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战略再思考

追求“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终因“钓鱼岛问题”陷入准断交危机,颠覆了观念先行的伟人崇拜外交学叙事.以“问题史”知识生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战略空论,发现“钓鱼岛问题”作为战后处理的国际法体系缺陷规定着结构性的可持续冷战,认识和解进程与国际秩序转型之间的历史逻辑,才能明确在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能力重建前提下化解危机的方向感.战后初期,日本以中国名称体系向盟军呈交钓鱼岛,默认中国权益,直到日美交涉琉球返还才试图重占,受到中国抗议才虚构“固有领土论”;其后经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搁置争议”共识,但日本无意信守而利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修复“固有领土论”立场并尝试实际占据——虽然在中国交涉下恢复了“无人岛”原状,却是无解化的开始.中日关系危险地纠结于战后处理的民族主义原点,领土问题的条约交涉不能再拖延.     

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

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标志着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正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受法规保护并有清晰的利益标准,“增长型”利益没有正式的法规保护和清晰的利益标准。“底线型”利益纠纷,个体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而“增长型”利益纠纷没有仲裁和诉讼的通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得到解决。虽然集体谈判日益成为解决“增长型”利益纠纷的机制,但是“谈判”只是实现“增长型”利益诉求的必要条件,并不当然地是充分条件,除非有“集体行动”的介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秩序,必须理清罢工的法律地位问题、罢工的权利边界问题、工会的组织效能问题。面对“底线型”利益纠纷,政府扮演的是监督者和执法者的角色,面对“增长型”利益纠纷,政府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     

王磊:从加盟创业到开办“创盟网”

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事,然而,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王磊却放弃了进入著名酒店管理集团的机会,做出了创业的决定.他认为,选择创业有更好的待遇和发展前途,而且自己创业的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了创业机会.     

从“制造大国”到“品牌大国”的思考

为了改变中国“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现状,文章总结了国际知名品牌的经验,提出中国企业打造国际化品牌的“五招式”。     

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如何从“部门银行”转型到“流程银行”

2006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最后时限,我国商业银行在本土市场上与国际上管理一流的商业银行已经展开全方位的竞争.要竞争就要"知己知彼",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上管理一流的商业银行到底有没有差距?有什么差距?有多大差距?如何缩小或消除差距?成为业界共同瞩目和关心的问题.     

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

本文以中国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劳务输出过程为案例,指出与通常的“流动”不同,东亚的跨国劳务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文章分析了当前跨国劳工移植的成因、表现模式和社会后果,特别是它和当前国际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矛盾之间的联系.“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从“绿色GDP”到“有效GDP”的科学发展

"绿色GDP"核算综合了经济与环境核算,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绿色GDP"只解决了环境和污染问题,其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撞车增加GDP、浪费增加GDP等.为此,文章引出"有效GDP"的概念,以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对产品和劳务享用的多少.     

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

本文追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史,着重分析由极端一胎化转向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艰难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计划生育由原来政府向群众宣传、号召和提倡,快速转向了家庭按照政府指标来生育的强制生育制度,在此过程中,一胎化政策的产生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所在。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以替代极端一胎化政策,但该政策直到90年代初期才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推行。一项由党中央明确提出的重大政策,需要耗时十年才得到基本贯彻,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无论是极端一胎化的快速产生,还是女儿户政策的缓慢推进,要理解生育政策史上这些重大问题,关键还在于理解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特殊政治结构与变迁。     

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变革路径:从“外生”到“内生”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学校普遍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虽然颇有成效,但也有力不从心之处。传统外生性的就业动力在就业指导中的作用日渐衰微,学生在有活儿干和没就业之间迷茫,而就业实际上只有一种理解,矛盾的理解不仅影响了学生,也使学校的就业工作处于尴尬地位,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作。变革的路径是尊重学生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想,挖掘就业的内生动力,改变僵化的就业率管理指标,重塑就业管理制度。     

从“舶来”到“自生”:中国专利法的诞生与发展

专利制度的核心是专利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了我国专利法的制定及其3次修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或主动、或被动进行的"制度模仿",促进了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专利制度变迁的内生性特征日趋明显和重要,这表明我国专利制度的有效性正日趋增强。     

从“郎顾之争”到“中国问题”——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郎顾之争”反映了在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形式合法性危机 ,“中国问题”则对古典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提出挑战。问题不同 ,实质是相通的 ,就是如何处理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之间存在的冲突。“不完备法律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法制改革有启示     

从出口扩张到对外贸易“换挡”:基于贸易结构转型的贸易与研发政策选择

在国内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将从高速扩张,"换挡"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结构能否相应地实现转型升级、贸易与研发政策如何制定,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在核心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实现贸易结构转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贸易结构转变前后的贸易和研发政策选择。本文发现,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实施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政策,可以实现贸易质、量增长的平衡;而在出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新格局下,我国仍然可以通过实施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政策,实现贸易质、量达成新的平衡。本文还发现,创新驱动发展是在贸易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下,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和出口数量稳定增长的关键。     

从“占人后裔”到国家公民:三亚回族的身份认同

三亚回族以其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引发了关于其族性与身份认同的理论争议.本文通过在三亚回族社区进行田野工作,发现三亚回族在社会实践中随自身的文化特殊性有着鲜明的自觉,但三亚回族并没有以此为理由质疑自己作为中国回族的身份,相反,他们通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自己社会文化的表达与展演,不断强化着自己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和国家公民的并行不悖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