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70个重点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视为推动城市旅游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旅游化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化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其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相较于中西部城市，旅游化对于东部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旅游化对于各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化可通过发挥产业收入效应、就业增收效应、美好生活效应和创新提质效应等提升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01～2021年我国276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强,在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较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信息产业供给端,政策试点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三种渠道促进城市创新;在信息产业需求端,政策试点通过提升新兴信息消费和淘汰落后信息消费这一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方式促进城市创新。鉴于此,各地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在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范围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落实试点政策,推动信息消费转型升级,并建立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多维机制。     

我国城市社会救助方式减贫绩效的比较分析

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城市低保制度都具有减贫效应,本文对这三种制度的减贫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城市低保制度的减贫绩效最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将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2007—2018年中国1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规模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出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利用2011～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估计法考察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双试点城市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分布、资源禀赋、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发现,双试点城市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居民消费和互联网发展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协同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作用。因此,应有序、合理扩大试点城市规模,加强政策协同与联动,因地制宜推动政策实施,推进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数字政务与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基于政务APP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3—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控制方程法测度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基于“政务APP”推广的政策视角，构建时间异质性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事件分析模型，以评估政务APP推广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推广政务APP能够提升地级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该结果通过了地区异质性、事件分析法和安慰剂检验。推广政务APP能够产生中介效应，即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进而改善城市政务的公共服务效率。此外，其还能产生均等化效应，即缩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效率的差距。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务APP的功能属性，促进政务APP与政府及企业的融合，着力推广国家级政务APP平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否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2008—2020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利用多时点DID方法以及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的城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设立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引领作用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在普通地级市显著，且在中部城市和北方内陆城市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提供政策参考。     

加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管理的建议

近几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审计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中存在审核不严、程序不规范、重复列报城市低保等问题。为此，笔者建议：     

人力资本对提升城市创新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的提高，并且这一结论在利用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扩大科研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规模以及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两种途径促进城市创新力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力水平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行政级别较高的一级城市表现得更加显著。     

高新区建设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考察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而判断高新区是否异化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异化为工业园区。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局效应而言，高新区的设立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即高新区没有异化为工业园区。高新区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设立高新区的政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该政策仅推动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而言，该政策并没有推动区域内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即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新区异化为了工业园区。与中小型城市相比，高新区对中国大型城市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虽然总体而言高新区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水平，但是该政策仅促进了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基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本文认为高新区通过集聚人力资本以及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等渠道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     

最低生活保障瞄准率及其对救助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21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基于广东省民政厅制定的低保户认定细则,测算了广东农村地区的低保瞄准效率,探究了导致低保瞄准偏差的原因,并进一步估计了瞄准偏差对低保救助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如果严格按照广东省低保户认定细则,低保的漏保率为89.5%,错保率为35.3%。当进一步考虑残疾人的事实贫困时,低保的漏保率为87.8%,错保率为23.3%。本文测算的漏保率水平与现有文献的发现相当,但错保率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错保可能与乡村扶贫政策间的非有效衔接,以及部分家庭中有残疾成员相关,但无明显证据表明与精英俘获有关。漏保则可能与低收入家庭过高评价自身经济条件,以及对低保政策不了解相关。再次,瞄准偏差会削弱低保的减贫效应,产生福利依赖效应,并降低居民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正面评价。最后,修正瞄准偏差后,低保在降低物质多维贫困、降低家庭中有未工作劳动力的概率和增进基层治理正面评价三方面的效应均有所增强,增强的效应分别占修正瞄准偏差前低保户样本均值的8.8%、55.3%和7.8%。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有效衔接各类扶贫政策、完善“政策找人”机制、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是提高瞄准效率、增强低保...     

逐步完善四位一体的最低生活救助体系

天津市从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几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低保家庭政策补贴、社会捐助四位一体的最低生活救助体系。在此过程中，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参与政策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资金监管，确保应保尽保，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维视域下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多维视角探索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可以为一体化战略“扩容”及城市土地绿色利用路径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本文以 2003—2018年中国 285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检验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探索性构建“市场 -技术-产业”的多维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挖掘区域一体化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与未实施区域一体化的城市相比,一体化地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高出 0．124个单位,并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第二,通过对多维作用机制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检验发现,区域一体化建设依赖市场关联、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变量的中介作用尚未显现。     

创新机制 强化管理 着力推进城乡低保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城乡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保障标准和保障对象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两大核心要素，建立健全城乡低保体系内外监督机制，不断提高低保办理过程中的透明度，提升低保工作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影响力，以期促进低保工作的更加规范。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保障制度对比分析

一、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过程 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低保最早诞生于上海市。1993年,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行城市低保制度。为使该制度在全国更有效推广,国务院于1997年8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各地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此后,各省纷纷建立城市低保制度。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低保制度享受范围、低保户申请标准、低保制度管理、低保资金筹集、制度审核等内容。民政部相继颁布了相关条例和规定,1999年1月28日颁布了《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与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0年1月14日颁布了《关于深入贯彻城市最低居民生活保障条例进一步规范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1年8月1日颁布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通报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等,这些制度奠定了城市低保制度基础。     

关于试行就业补贴促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就业再就业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再就业办、民政局，北部新区产业促进局： 为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与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有效衔接，综合运用低保政策和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切实帮助低保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渝委发[2005]28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试行就业补贴促进低保人员就业再就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新型城镇化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的数据，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家庭微观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尤其对物质富裕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创业活跃度等路径影响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存在“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推动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