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水平脱钩研究

以2005～2016年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脱钩分析和Theil指数对于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脱钩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部分城市处于扩张连接、扩张相对脱钩的状态,少部分城市处于强脱钩状态,城市群之间的脱钩状态呈现出上、中、下游逐步恶化的态势,这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发展中绿色发展水平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增速的提升是以资源环境消耗作为代价的;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组间差异引起的,这表明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了“生态容量”与“管理容量”并重,以流域作为发展的基本单元以及时空异质的绿色发展政策,以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研究

利用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2016年绿色发展指数,构建修正引力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的研究发现:2008—2016年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显著,地区间差异在缩小但差异仍较为明显,且地区间的联系突破地理邻近效应,呈现为广泛复杂的网络关联和结构形态并趋于稳定。绿色发展空间分布呈现:以环渤海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主要体现出经济及技术外溢以及能源输入;以西南地区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主要进行资源供给及接受技术外溢;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的“主受益”板块,体现其绿色发展得益于西北及环渤海地区的资源供给,各指标水平较高且均衡,但板块外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西北地区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各方面发展均比较落后,主要对环渤海地区进行资源供给;陕西、河南作为资源密集型省份,其绿色发展受自身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的限制,但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处于网络中心性最高的重要地位,与其他省份存在较广泛密切的联系,建议培育为新的绿色发展增长极;总体上,板块内部聚类明显,但仍存在板块内部分省份及板块间的互动不强,需打破行政壁垒,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板块间的技术、人才交流及资金流动,实现绿色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挖掘城市群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构建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利用2003—2019年中国12个城市群1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城市群外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的劳动力和技术产生更强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且城市群内部的高铁可达性可以强化劳动力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可以强化技术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根据本文结论，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完善城市群内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关联，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实现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途径。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与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QAP分析法以及ArcGis探究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数字经济整体关联网络的通达性、稳定性好，但联系紧密程度不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而舟山、铜陵等城市中心性均较低，位于边缘；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注重数字经济圈建设，构建数字经济新基建，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     

单打独斗还是互利共赢?来自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证据

城市竞合关系下合作试点相比单独试点是否能够带来试点效果的提升?已有研究对试点效果的探讨大多基于城市间竞争关系这一前提假设，较少关注城市间合作机制被引入试点模式后可能产生的试点效果差异，且对于城市间合作是否有效存在争议。选取我国于2013年启动的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为案例场景，将此轮试点形成的以单一城市为申报单元的“单独试点”和以城市群为申报单元的“合作试点”作为核心分析对象，利用2009-2018年全国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单独试点与合作试点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单独试点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城市的二氧化碳减排，合作试点的影响效应不显著；(2)单独试点中，经历过上一轮试点的“十城千辆”试点城市相比本轮试点中新加入城市实现了更好的碳减排效果，但“十城千辆”试点城市的优势在合作试点中却并未显现；(3)单独试点与合作试点均会对周边城市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且合作试点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比单独试点大。     

创新型城市的设立是否提升了绿色生态效率？

通过引入PM2.5指标改进绿色生态效率的测度模型，采用全国281个地级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我国绿色生态效率地级市和城市群层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而京津冀城市群表现为“U”型特征。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相较于其他区域板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较弱；产业高级化和创新环境改善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调节效应。因此，各地应借助创新型城市的政策外溢效应，结合地区环境比较优势，以优化产业结构和稳定创新环境为突破口，有序推进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     

长三角地区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金融网络，以中心度指标刻画城市的金融网络嵌入特征，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城市创城水平，探讨金融网络嵌入与城市创新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成为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得益于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地理距离对知识溢出和转移的约束作用正在减弱，知识溢出效应更加依赖于网络邻近性而非场所空间中的区位优势；金融网络嵌入的知识溢出效应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扮演“知识守门人”角色处于核心地位的城市能够从网络链接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未来，应进一步加大超越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网络建设，并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政策，充分发挥高创新水平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低创新水平城市则应借助网络外部性提升自身创新水平。     

双向关联视域下城市网络与经济发展——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与引力模型，测度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双向经济联系规模及网络空间结构，纳入异质性城市层级结构，验证城市中心性与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北京与天津的中心性突出；长三角城市群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多中心结构特征，空间结构较为扁平化。核心—边缘结构中城市中心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较小且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但多中心城市结构下中心度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且边缘城市在城市网络中获益最大。     

基于微博大数据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

通过网络数据挖掘获取微博签到数据,从中提取微博用户的位置变换信息以测度城市间联系强度,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BGLL分类算法对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基于位置变换测度的城市联系强度并未包含城市地理坐标和所属省份等属性,但各城市群组团均呈现出严格按省级行政边界划分的特征,说明我国城市间联系存在较强的省级行政边界效应;②18个城市群组团被划分为11个单中心组团、4个双中心组团和3个多中心组团,多数为单中心结构,仅有3个城市群组团已发育为成熟的多中心结构;③多中心化的组团结构通过平方增长效应提升该组团的网络总体联系强度,在同等规模下相比于单中心结构能使其核心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大幅增加,进而提升该城市群组团在全国城市网络的相对核心位置。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辐射模式由“圈层扩散”向“多核心轴带扩散”转变。(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地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且政策效应可持续5年，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对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的城市溢出“制度红利”,且对地理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环境属性和绿色创新效率属性的影响，其在非资源城市和高效率城市中更为显著。     

中原城市群产业投资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以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间2010~2014年的产业投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间投资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与模型,通过城市节点的中心度、点入(出)度、网络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等来探讨城市投资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内,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密度偏低,网络中心势相对较大,大量的联系出现在城市群内部少数城市之间;(2)城市群内部投资扩散呈现邻近扩散为主,跳跃扩散为辅的联系特征;(3)城市群现阶段投资联系强的城市基本均分布于河南省内,其他四省城市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间具有较弱的投资联系,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投资联系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分割现象;(4)城市群投资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分布极化现象非常明显。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在对产业协同集聚进行综合测评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4年相关数据为例,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关联、知识溢出、商务成本、中心城市辐射、政府干预、FDI以及市场因素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迥异;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与空间的交互属性,而制度协同则是实现两大维度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切实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必须综合考虑行业特质、空间诉求及制度导向,实现城市间的整体统筹协调以及城市内细分行业的差别化指导。     

服务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测度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系统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能够明显改善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这一促进作用随着上游到下游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降低而逐渐减弱。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仅在上游和中游地区呈“U”型路径,上游样本均跨过拐点,集聚效应显著,中游样本中仍有37%的地区位于曲线左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来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且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效应占比更大。     

空间与产业双重维度下的城市群经济增长机理及空间外部性测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群的兴起,集聚经济的优势产生于"邻近空间"的交互作用中,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探索性地统计分析、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产业"已形成有效互动,二三产业发展、FDI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弱化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未来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区域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重点解决城市经济联系不充分、城市职能分工不明确等问题,构建网络化城市布局形态,推进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的城市群空间格局。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研究

城市群网络化发展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内16个主要城市经济联系为实证,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对城市群网络的基本形式、网络结构属性及内部微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间已互动形成紧密的网络状关联,但网络内各城市结点间中心性不均衡、枢纽型城市较少,区域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显现...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引入TOE框架,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探讨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且位于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智慧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可替代性能源生产、交通、废弃物管理、能源节约领域的绿色创新受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更突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信息化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     

经济发展对城市基建和外商投资的创新门槛效应研究

创新是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着重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活动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都具有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程度达到第一个门槛值时,才会显著促使城市创新产出的提升。当经济发展程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创新产。城市间的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创新溢出效应。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