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该举措是否产生实效，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将发展引擎从依靠能源资源转向优化资源配置。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基于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省际签订的“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为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补偿方式的效果存在差异，“双向补偿”优于“单向补偿”，且该政策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存在替代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企业发展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准自然实验，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增加企业实质性减排行为、促进企业创新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更明显。     

津冀地区水环境跨区补偿研究

河北省与天津市同处海河流域,而海河是我国水环境质量最差的流域之一,水污染问题制约了两地诸多产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通过流域内经济发达地区给予欠发达地区经济补偿,可以减少上游地区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在兼顾津冀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海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利用水环境跨区补偿模型,以河北省和天津市两地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变化关系为例,分析水环境跨区补偿政策在津冀地区实施的条件及可能产生的结果,最后提出补偿政策实施的基本思路.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流域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标准量化范式 ——基于生态损害成本核算的视角

文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重点讨论生态补偿标准定量方法以及相关实施制度设计,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文章基于生态损害成本的视角,建立了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模型及实施机制.同时,在对流域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设计了不同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并建立了跨界流域双向补偿生态补偿定量标准,以期为生态补偿提供可借鉴的政策依据.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涉及到流域上下游省区间的生态和利益关系,牵涉的范围广,利益主体多,省域之间的协商难度较大,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更难。本文以国家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典型进行实证研究,剖析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难点与问题,构建了全新的体系框架,提出了推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机制的政策建议。这对于化解区域利益冲突、完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在全国展开、促进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量化与分摊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在生态文明思想和国内外环境会计、环境经济中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核算与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熵权法、因素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构建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标准与分摊模型。以流域上游生态损害与保护成本、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基础核算,通过引入用水比例以及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调节系数,对流域受益主体补偿的上下限进行评估,通过测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摊比例,引入多种修正系数细化下游各省市的补偿金额。本文构建的量化标准与分摊模型,能为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补偿实践提供新的方案,并为宏观环境会计计量方法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流域水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的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流域水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对流域水环境监测管理监督、流域水环境监测机构资质认定、流域水环境监测机构内部质量管理和流域水环境监测质量事故行政追究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形成对流域水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监督、考核、评价、追究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绿色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4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的。研究结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对于流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流域生态补偿关系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流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态价值理论、外部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在明确主体、范围和政策的法律化、科学制定补偿标准和收费种类、多样性生态补偿方式、建立多渠道生态筹措方式、加强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同时在关于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中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原则。     

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机制的博弈论分析

日趋严重的水流域生态问题实质是由于水流域属于公共物品,上下游地区各利益主体从各自的理性出发进行重复博弈的结果。为了走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措施。新安江流域是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具有重要是示范价值。本文拟从博弈论的视角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实施方案》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基于博弈论的解决方案。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化转型的新动能。本文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政策视角出发，试图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具体以试验区获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模型测度我国2008—2020年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在进行PSM、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支持该结论。(2)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传导机制赋能城市GTFP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城市GTFP的提振作用在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拓展试验区建设范畴并推进试验区联动发展、完善配套设施并延展覆盖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对策以放大数字经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效应，助推经济绿色高效转型。     

监测流域水环境数据中心设计研究

当前因跨部门等原因使流域水环境数据信息标准有着较大差异,不能充分做到资源共享与综合使用等工作。本文为解决该难题,开始将阐述信息资源规划理论的含义与方法,其后根据这些方法从数据资源规划与数据体系设计等两方面开展流域水环境数据中心数据资源规划工作。最后按照之前设计的数据体系,进一步开展流域水环境数据中心功能设计工作,使之得到完整的监测流域水环境数据中心。本文望研究得到的内容,能使各个水环境相关部分真正做到资源贡献与综合应用。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证券市场主导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理论推演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数据检验,研究发现：机构持股者对被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影响财务冗余与内部控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交易型机构投资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结构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为了实证检验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人力资本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与促进,文章以我国199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本模型的构建,将人力资本分为四个类别,考查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类型企业中,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四个维度的人力资本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促进效应的是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制约效应的是制度人力资本积累。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民营经济扶持政策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针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了2012～2020年省级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强度指数,检验了我国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经济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改善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供给型政策,需求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扶持效果更突出;此外,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扶持效果更好。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我国各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所做的有益探索,并为打好政策“组合拳”、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生产率测度及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采用DEA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测度并分析近年来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从整体层面和分类型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在2008年以后呈下降趋势。通过整体层面的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的变动趋势。回归同时发现,政策变化、资产配置比例、融资方式、劳动力等因素,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