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农民主体性考察

在乡村生态治理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为强化农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生态治理方向价值性、生态治理过程实践性与生态治理成果受益性。在当前乡村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困境限制了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主体性视角下厘清与创新乡村生态伦理道德资源、优化制度供需关系、完善生态治理主体协同机制,是破解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难题的根本之策。文章指出农民主体性是建设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性,分析了农民主体性困境对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限制作用,提出了主体性视角下激发农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供参考。     

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倡从传播的维度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分析,而当前有关乡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以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内涵的缺陷。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被视为参与农村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行动者。总的来说,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治理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村文化传播中存在关系网络、过程和语境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农村文化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本文探索性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以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双重身份精英表征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架构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逻辑框架,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基于义乌、余江、泸县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观察

调研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现代化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宅基地制度改革承载着乡村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改革试点中也存在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匹配、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关系失衡、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引发了"集中居住病""被上楼之争" "乡村治理危机""乡村社会困境"等诸多矛盾。从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以推动城乡居民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为改革路径。     

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小岗经验”

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如果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滥办酒席、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靠要"、懒汉行为等乡村问题就得不到有效遏制,"干部在干,群众在看,还经常抱怨,偶尔还会捣乱"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通过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并落地实施,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减轻乡村干部负担,是当前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返乡农民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我国也出现了返乡农民热潮,大量返乡农民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引领群众共同致富,通过参与乡村治理,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但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也要清醒看到,部分乡村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因而,应该更加关注返乡农民自身发展,充分利用返乡农民资源、文化优势,改变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加强农村文明建设,通过多种措施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依据华北地区米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米村高音喇叭的演变史为分析文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喇叭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以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表征的乡村社会转型是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