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经营、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基于A股数据的经验分析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石,对企业的经营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结合国际化经营企业经营环境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以深沪两市2010-2012年具有国际化经营背景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显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绩效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都显著相关。因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寻求合理的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对于提高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绩效,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业竞争性视角下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以竞争性具有显著差异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三大类行业41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在经过适当的筛选和删除后,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以行业竞争性为视角,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公刮绩效的影响随着行业竞争性不同而变化,企业应根据行业竞争性和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来构建合适的股权集中度。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是我国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和业绩水平。本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构成及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降低了股权结构中各因素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同时加强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正向作用,使得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得到明显提升。     

经营者股权激励绩效的比较研究——基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对比分析了实施股权激励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结构特点的变化,比较分析两类公司业绩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两方面的异同。本文的研究发现:(1)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的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度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业绩的提升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度;(2)实施股权激励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股权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的一致性大于其对国有上市公司公司绩效的影响的一致性;(3)国有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在对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和监事会规模调整的同时,要更侧重于降低股权集中度。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在注意降低股权集中度的同时,要更侧重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和监事会作用的发挥,以期更好地改善经营业绩。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2002年度沪市所有上市公司为考察样本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应,即除了分析公司业绩外,同时从上市公司被侵占、造假的角度分析,来研究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效应的相关性,以说明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创新型企业内外部治理效应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目的/意义内部治理效应和外部治理效应是影响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公司内外部治理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过程以2016—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的590家公司1180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统计回归方法,对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适当集中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企业创新能力无明显关系;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发挥创新能力。因此,可适当增加中小股东股份、加大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力度,以提高其创新积极性;尽可能发挥外部市场竞争机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协同效应;监管部门除了制定适应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外,还要定期对其治理效应进行检查评价。     

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风险相关性研究——来自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别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外部审计等方面分析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风险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的财务风险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财务风险负相关;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企业财务风险负相关;适当的高管激励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积极的审计意见与企业财务风险负相关。     

旅游企业公司治理特征对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研究

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搜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25家旅游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公司治理特征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股权集中度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U"型相关;董事会规模基本不会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影响,但是独立董事占比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监事会规模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显著性积极影响;高管薪酬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旅游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关系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资料，运用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关系进行分析论证，揭示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国家股及法人股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股权的流通度与企业业绩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经营业绩的建议和对策。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合理性研究

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合理性，探索优化公司治理的途径。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股权结构是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决定着公司投资、经营、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公司业绩.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特殊的股权结构,而股权结构的最大特色是"股权分置".本文用横截面回归法研究了具体的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到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说明当国家股比例较低时,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在持股比例较高时,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而法人股、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关系不明显.     

试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关键 ,也是实现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准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是实行股份制改造 ,即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 ,选择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安排 ,并在此基础上 ,设计代理权竞争、股权激励、融资结构等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以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顺利实施。     

共生媒介对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生模式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共生能量可以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生模式分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股权、契约、信任等共生媒介是共生模式的重要影响因子。从共生媒介入手,采取子公司股权结构优化、中间性体制组织发育、诚信文化氛围营造等措施,促进对称性互惠共生的形成。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回顾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沪深两市200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用反映实际经营业绩的主成分合成财务绩效指标和反映市场效果的市场绩效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线性模拟和曲线模拟,结果表明：处于优势地位的非流通股较之于流通股更加偏好于财务绩效;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曲线关系。     

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联立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传统方法主要以不考虑内生性的OLS实证研究为主,近年来国内学者才逐渐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内生性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股权结构具有内生性,但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都呈显著正向线性关系;与股权制衡度相比,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外部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进而减少大股东侵害行为,提高公司价值。     

股票增发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所有股票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对股票增发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流通股股东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增发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不受其产权主体性质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

以2006年—2011年9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司存在最优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司存在最优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经验数据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司业绩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安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角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工资收入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薪酬差距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长期薪酬激励不显著,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不明显。     

台湾地区上市柜公司信息揭露评鉴制度之探讨

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及产生的逆选择与道德危机问题,信息揭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司经营权自所有权分出后,须靠股东之间的监督,以解决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股东之监督必定产生“代理成本”,只有靠信息的顺畅流通,使所有权拥有者获得正确且丰富的信息,才能在兼顾经营效率业绩的同时,降低代理成本.证券市场的监理以公开揭露、市场信息透明为最高指导原则,通过推行信息之透明度制度,以保护善良投资人.为此,台湾地区自2003年设置了“信息揭露评鉴系统”,以提升企业整体信息揭露的透明度,落实公司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