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分析

上海率先提出“支出型贫困”概念,贫困度量以支出为标准,救助目标以风险预防为主,救助对象以家庭为单位,贫困理论由此得到丰富和发展.上海积极探索建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模式,如静安区“五四三二一”帮扶救助体系、长宁区“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模式、虹口区四项帮扶机制、徐汇区“五可”帮困救助模式.上海救助和帮扶“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基本经验为:构建信息平台,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调动多方力量,探索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机制;深化分类施保,提供“保基本、可叠加、多组合”的救助套餐;健全“四医联动”,确保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     

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

根据国际流行的贫困距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调查和2000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城市老年人家庭作为计量单位,从支出口径探讨了中国部分省、直辖市的城市老年人90年代贫困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比了两次调查相同省份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这一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在90年代收入增长缓慢,有可能陷入以收入口径测量的深度贫困。对如何改善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救助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

根据国际流行的贫困距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调查和2000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城市老年人家庭作为计量单位,从支出口径探讨了中国部分省、直辖市的城市老年人90年代贫困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比了两次调查相同省份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这一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在90年代收入增长缓慢,有可能陷入以收入口径测量的深度贫困.对如何改善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救助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动态转换及影响因素

从收入和多维两个角度来测算贫困能够综合揭示贫困程度和特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数据,测算了我国农村的收入贫困,并同多维贫困进行了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对比,最后通过Logit模型分析了两种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从静态看,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60％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5％的收入贫困户;从动态转换看,2012-2014年间收入脱贫户中仅11％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劳动收入虽然对农户收入脱贫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对多维贫困及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应较小.     

亲贫困增长的公理性标准及其测度指标评价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文章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亲贫困增长判定的公理性标准当中,对公理性标准实现了改进,并提出亲贫困可加性公理.文章还构建了基于收入分布且符合改进公理性标准的亲贫困增长"贫困度"判定指标,把该指标与GIC、PGC等常用测度指标利用公理性标准从理论上进行了详细探讨,指出常用方法的不足和本文所提方法的优越性,为实证测度亲贫困增长提供可靠的方法和依据.     

大学生贫困是一种阶段性贫困

高等学校贫困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支付教育费用很困难的学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招生分配方面实行“统包”的政策，免收学生学费，广大学生普遍享受助学金，高校并不存在大量的贫困生。９０年代以后，经济困难学生的贫困问题严峻，但是，从大学生整个人生阶段的收入状况来分析，大学生贫困是一种阶段性贫困。 一、大学期间的额外成本与机会成本 根据北京大学高教所１９９８年抽样调查，当年学生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增加的额外支出为１６４０元（城镇）、２１０５元（农村）。设定这些额外增长速度为ｌ０％，学…     

基于对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因素定量研究

改革开放以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旅游业也迅速增长。旅游业作为中国重要的产业之一,旅游收入是衡量旅游业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利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和EViews软件定量地分析各选取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建立模型分析影响旅游收入和支出的因素,解决存在问题,模型检验得出不足,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1985-2012年统计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函数模型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当期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情况。     

基于户主职业的家庭风险投资比较

相比较于个人,家庭的投资能力更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大,而户主作为家庭投资决策的主体,对于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而收入与收入方差的逆向关系使得有必要考察收入对风险投资的交叉影响。传统的研究在衡量户主职业稳定性时主要以户主收入的方差作为衡量的标准,无疑这是非常有理论依据的,但是,用收入方差衡量收入的稳定性也有缺点,不能准确地反映长期收入是否稳定。户主职业的编制以否可以真实反映户主内心对于职业的稳定性的认知,因此本文以户主的编制来反映收入的稳定性,或者说是对将来收入的期望值。本文采用CHFS的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研究户主职业的稳定性对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     

智力投资推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

智力投资是家庭及社会在培养具有智慧和能力的创新人才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代价。城镇居民的智力投资是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提高自身知识技能水平及培养子女的教育支出,它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培养子女在未来会给子女及社会带来收益;二是家庭劳动者或就业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所带来的收益。本文通过收集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构建城镇居民智力投资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90—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为11．82％。     

低保制度是近贫人口的福利悬崖吗?——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未能获得低保救助但贫困脆弱性较强的近贫人口,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且与低保家庭相比,还可能存在救助性福利缺失的悬崖效应。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测量近贫人口的贫困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低保制度是否对低保家庭与近贫人口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悬崖效应,并分析由悬崖效应引起的救助性福利缺失是否造成近贫人口对低保制度参与权与福利加成的不平等。结果显示:以各地区低保线为基点,近贫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线的部分累加至最低工资线与低保线差值的0.2至0.25倍的区间时,存在显著的悬崖效应与救助性福利缺失,参与权与福利加成方面存在不平等。因此,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保救助判别机制之中,以此完善对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的测量与识别;同时将存在救助性福利缺失的近贫人口纳入到低保制度,以此化解悬崖效应引起的不平等。     

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政府在促进文化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家庭经济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有助于提高家庭文娱支出占比,且在缩尾处理和更换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核心结论仍然成立;但是,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文化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局限于城镇家庭及中低收入家庭,对农村家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刺激作用不显著。应继续扩大文化事业财政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重点扶持农村文化娱乐消费,同时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简析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它是社会保障要实现的最低目标,是社会保障的必须补充和辅助。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个体家庭经济速度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突出。应加强五保户"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等制度建设。     

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户收支结构变动对反贫困需求影响的研究

介绍了西南四省市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支变动情况,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动趋势的原因及对当地反贫困需求的影响。从收支水平看,西南四省市的反贫困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从收入结构看,增加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从支出结构看,丰富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不容忽视。提出了西南四省市反贫困的战略。     

资本回报率、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基于Galor-Zeira模型的扩展

资本回报率下降对人力资本投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影响。本文将可变资本回报率加入Galor-Zeira模型,理论推导发现:收入不平等陷阱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技能劳动力工资高于受教育固定成本时,随着资本回报率下降,接受教育的遗赠临界水平将降低,更多家庭将发现投资人力资本是有利的,稳态的技能劳动力比例将提高。在当前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大背景下,提高技能劳动力工资、降低受教育成本、对教育贷款实施财政减免优惠、为农村中等教育支出减负和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倡导节俭和重视遗赠的文化氛围在长期都有助于提高技能劳动力比重以及缓和收入不平等。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aging: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pace of aging in China is accelera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family planning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with a growing proportion of families in the 4–2-1 structure. With filial piety in mind, most adult children will live with their elderly parents and shar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oncurrently, due to the inadequac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 heavy supplementary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has been placed on adult childre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1, 2013, 2015, and 2017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obj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household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using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estimation method. It also examines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on the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 through a panel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approach. Finally,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is discussed in a sub-sampl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needing to support the elderly aged 60 and abov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re is a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crowding-out effect varies for diverse consumption. Our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on core consumption is the largest in a sample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elderly persons in famil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r the sub-sample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stronger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elderly support expenditure on core consumption and the less pronounced the effect on marginal consumption.     

空间异质性、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1993－2013年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并应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财政支农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文研究结论对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启示明显：在鼓励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在配置财政支农资金时适当向辐射力强的省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Understanding travel expenditure by mean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Consolidated tourism destinations should expand their market share by focusing on tourism spending instead of number of travellers. This strategy emphasises satisfying the preferences and needs of tourists more dynamically in terms of their expenditure patter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consists of evaluating the usefulness of an expenditure-based segmentation as a relevant instrument of tourism policy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ravellers to Andalusia. More specifically, by means of decision tre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statistical techniques, heavy spenders are identified as well as exploring which variables might be considered as the best predictors of travel expenditure.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as they may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ourism practitioners at similar desti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