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资本到虚拟资本:现代企业理论演变之“道”——基于中国“道”哲学的探索

从企业理论的发展史来考察,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等三个阶段.从中国“道”哲学来观察,企业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一个由注重“阳”——“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进而发展为注重“阴”——“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阶段,最后达到“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相结合,“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相结合,强调“阴阳和合”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显示了把企业中“有形”资源、“实体资本”与“无形”资源、“虚拟资本”结合起来分析考察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现,也越来越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本质.     

“小康”三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的主题词。文章从解释“小康”的概念入手 ,对古代“小康”、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并引用数据对“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并引用数据对“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进行了说明     

“外包”的内涵解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外包”一词的含义,简要阐述了“外包”的动因,并对“外包”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最后对于“外包”与“外购”、“外聘”等其他经营形式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阐述。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新思路

详细界定了“一事”的内涵,充分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纳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说,即“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个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应当是指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行政法规范。对刑法罪数理论引入“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研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借鉴刑法罪数形态的划分方法,将“一事”分为:单纯“一事”、法定“一事”、处断的“一事”、实质的“一事”和选择的“一事”五类。研究了“不再罚”的含义,进行了新的归纳。     

成本费用会计处理与税前扣除的差异

一、基本规定与分类差异 在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通过会计科目对企业的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进行了划分和范围的确定。对成本设置了“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会计科目,对费用设置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会计科目,对税金设置了“营业税金和附加”和“所得税费用”会计科目,对损失设置了“资产减值损失”和“营业外支出”会计科目。     

促进区域“创新群”成长——落实区域发展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十七大后如何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总战略是理论和实践上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促进区域“创新群”成长是落实总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之·。为此,文章从经济思想史视角回顾了“群”的思想来源,在熊彼特“创新”和波特“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群”概念,指出了“创新群”和“群”的区别和联系,将“群”划分为“流行群”、“残余群”和“创新群”三种不同类型,分析了“创新群”的构成要素、基本特征和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提出了促进区域“创新群”发展的政策建议。     

知识经济时代对外贸易面临的新壁垒及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随着“环保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贸易中出现了“环保壁垒”,“信息壁垒”,“技术贸易壁垒”三种影响深远的新式壁垒。具体分析了这三种新式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并分别探讨了其相应对策。     

论中庸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本文以中庸哲学为指导,以全球化为体,中西合璧为用,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学体系框架。本文论述了中庸的核心是和谐观,其实质是“天人合一”,由此得出组织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天人合一”,这也是中庸哲学对管理学的必然要求。提出了无为而治是中庸管理学的方法论,并论述了无为而治必须以文化和制度体系建设为保障。总结了西方管理学也在向人本管理、系统管理的方向演变,提出了构成中庸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和体系构成,即“道”、“天”、“地”、“人”、“法”、“术”、“形”、“势”、“知”,使中庸管理学更为具体化,更具包容性。     

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度”的辩证思考

文章对如何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度” ,坚持其“适度”原则进行了探讨。首先简要说明了制约“度”的条件因素 ,接着重点论述了“度”是我国社会保障质与量的统一 ;质与量的关系是“一”和“多”的关系。最后指出应从社会保障水平“度”的进展过程中 ,动态把握和保持“最佳度”。     

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30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历了“扩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战略调整”等阶段,其产权的宏观与微观结构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完成了由“政府权威”到“企业权威”、由“计划配置”到“市场交易”、由“战略工具”到“法人实体”的跨越,这一跨越以市场化为方向,沿着“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路径运行。     

最可怕的“欧了”

老百姓的语言很有意思。正在热播的《马大帅》中,范德彪有句口头禅叫“欧了”,剧中的本意是“OK”。但是流传到老百姓的嘴里,“欧了“却变成了与“OK”截然相反的意思,隐喻“GAME OVER”。这一方面因为剧中范德彪认为“OK”了的事情,最终往往都以“OVER”结束,另一方面也因为月前刚刚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刘易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但因其剩余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而无法解释我国当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保留工资”高低将民工分成若干个类别,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民工异质的民工市场模型：经此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工潮”与“民工荒”有可能交替发生,显示了破解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提高民工工资,表明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远未出现：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制治嵌入+智志注入”的双轨对接——以新时代基层党建为引领的三星村实践研究

本项目组以志愿者身份,配合区镇两级党委与政府,成功地将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三星村由“贫困村”转变为“小康村”、从“落后村”转变为“先进村”,将村党支部从“基层软弱涣散党组织”提升为“广州市明星党支部”,培养了优秀的乡村妇女群体与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发现：三星村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度与快速发展,核心经验是以党建为引领、以乡村治理为抓手,通过上级党委与政府的“制度嵌入”与“治理嵌入”和华农师生的“脱贫志向注入”与“兴农智慧注入”的双轨对接,巩固了“党的领导”在基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创建了“整分结合”多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证明了“产业兴旺”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最佳切入点,建构了“三治融合”乡村基层空间中的真实治理结构,凸显了“人才振兴”是乡村脱贫与振兴的核心动力源。     

区域产业集群整体品牌的名称术语规范研究

“区域产业集群”概念清晰地揭示了产业空间集聚的“产业特性”和“地域特性”,是概括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最适宜名称术语。将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形成的集群整体品牌命名为“区域品牌”,具有明显的缺陷。“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或“区域产业品牌”概念术语全面彰显了“区域”、“产业集群”（或“产业”）和“品牌”三大元素。     

坚持“思、识、行”相统一 提高实践“三个代表”的能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之根本方向。文章从坚持“思”“识”“行”相统一出发 ,阐述了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生命经济:持续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本文从“可持续增长”的视角,以“福利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生命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发展“生命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替代以“资”为本发展经济。     

稳物价 保民生

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全国各地一片“涨”声之中,“物价”登上了“2010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之首。年终盘点,互联网十大热词里就有一个叫“涨时代”,老百姓还创造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玉米疯”、“辣翻天”、“糖高宗”、“煤超疯”等词语。可见,物价上涨,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能否稳住物价,成为考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     

转型升级谋发展 全心全意创和谐——东莞市大朗镇求富路社区发展纪实

求富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明朝嘉靖年间,求富路先祖从巷尾分村选址,在村口恰遇几头耕牛路过,于是起名“牛过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昔日的“牛过之路”.敢为人先的求富路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昂首走上“求富之路”,进而迈上“幸福之路”.并先后获得广东省“卫生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宜居社区”,东莞市“六好和谐平安社区”、“文明社区”、“环境优美社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示范点”、“特色党建示范区”、“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拿服务拯救制造——浙江制造与现代服务深情对话——生产性服务业助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新模式

自我省提出“转型升级”的口号后,本刊曾在去冬今春连续宣传了“工业是转型升级主战场”这一思路,今天又推出了“浙江制造与服务业深情对话”一组文章。读者切不要以为这会使大家“不知所措”,而实在是“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并且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记得在军事上有“迂回包抄”、“协同作战”之说,在工业这个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上,亦是同样的道理。看了这组文章,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感。     

“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及其现代影响

阳明学“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这一系列“家”观念的提出,是由其“一体不容已”之仁学终极情怀而来。“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被此“圣灵”所感动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的限囿,并与“同志”结为一“会”、一“孔氏家”、一“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性命共同体。这一系列“家”观念不仅为近现代中国“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和“凭借”,而且也为后者做足了“主题”上的铺垫工作,而“西方的冲击”则让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断裂性”。揭示阳明学“家”哲学的现代效应,既有助于厘清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的内源性因素,也对进一步探索在现代性中究竟应当如何安顿儒学的“家”情怀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