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和投资发展的推动。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

国内对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通货膨胀特征和货币政策效应,本文则着重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动态乘数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对产出的短期乘数较大但长期乘数较小,对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值始终均为负值;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较政府购买要大;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各财政乘数均变小,并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同时减小了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刺激。这说明在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产出时,需要区分并注意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长短期乘数差异,并注意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减少经济摩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2005—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索洛余值"法建立扩展型索洛模型,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模型的弹性系数,利用2005—2012年中国铁路行业的面板数据,计算了技术进步、政府投资、非政府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等对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并分析了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颁布实施以来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得出结论:近年来中国铁路行业的巨大成就与技术进步和政府投资密不可分,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和支持已帮助中国铁路企业步入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的内生驱动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研发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和创新相互作用的增长框架中引入政府研发投资,考察了政府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知道,政府研发投资通过影响休闲劳动选择、消费投资(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研发投资)选择,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研发投资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本文还就我国1980—2006年间政府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发现我国政府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研发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本文发现政府研发投资对民间物质资本投资和民间人力资本投资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

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战略研究

作者认为，政府投资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动力受其两类投资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一是受生态安全投资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二是受生态与环境经济投资的乘数效应战略是否确定的影响。本文探讨了政府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这两种投资战略和有机结合的三种方式及其相应的投资力度等问题。     

投资、消费关系的协调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31个省(市、区)1986-200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和协整分析,从相对数变动和绝对数变动两个角度分析全国和各省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问的关系,两种方法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本研究认为:地域和时问影响经济增长.中央和各省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采取措施;在各类支出中,居民消费对各省经济增长率具有普遍影响;各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中央应该对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进行合理调控.     

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关于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学术界有颇多争论,虽然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文章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即公共投资占GDP的合理比重为4.5%,公共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合理比重为22%左右。     

政府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分析

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元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4万亿元投资及其形成的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当前国内外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了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和各省市的截面数据,用分布滞后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试图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反映这次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资本存量的增加确实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变动1个百分点,GDP同向变动0.26个百分点。由此推断这次政府投资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强的拉动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各省(市)间单位资本的产出有较大差异,其中资本产出比最高的六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宁夏、北京、甘肃和新疆。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科学实施和选择公共投资区域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支出乘数

本文考察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时所不能忽视的三个重要特征。这三个特征分别为: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埃奇沃斯互补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财政政策规则的内生性。本文首先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的不同,并指出忽略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内生性会对支出乘数的估计造成严重的偏误。然后在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引入以上三个特征的大型DSGE模型,并利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估计。对不同设定的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包含以上三种特征的模型能最好地拟合中国经济。估计得到的长期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分别为0.7904和6.1130。脉冲反应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     

公共投资、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8～2003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其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在长期,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分析

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产出弹性小于非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现阶段我国最优的绿色公共投资规模应该占GDP的8.41%;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结构效率较低。     

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从而考察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对企业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则具有负向作用;地区经济增长业绩显著影响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地区,上述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更显著;相比于中央控股企业,政府补助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影响更显著。这些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成为地方政府"促投资、谋增长"的一种手段,政府补助促使企业"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相对削减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结果可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和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专项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也使地方政府专项债被赋予了扩投资和稳经济的重要角色。本文运用201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专项债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当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超过一定值时,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专项债有助于强化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对地方科技创新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社会保障及就业投资和节能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利用2002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和投入产出表(1997年度.价值型)数据,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经济产出和收入的直接和乘数影响,计算出旅游产出乘数为2.8876,旅游收入乘数为0.6497,旅游消费引起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主要集中在企业服务业、化学工业、商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等行业,然后将旅游乘数与已有研究的香港、新家坡、秦皇岛、天津市旅游乘数进行了比较,最后讨论了投入产出法和卫星帐户法在分析旅游经济影响方面的优缺点。     

西藏投资乘数问题研究

测算1993-2015年西藏的投资乘数,发现出现了两种情况:大于1和小于等于1,长期以来在中低位徘徊.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藏的经济进步,鉴于此,对1993-2015年西藏投资乘数测算的两种情况及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对于政府未来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测算了剔除物价变化,经济周期影响后的投资乘数,为分析投资乘数变动的原因测算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流入倾向,在测算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西藏投资乘数大于1,小于等于1的根本原因,最后为提高西藏未来的投资乘数,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吸引区外人口来藏消费、适度降低边际流入倾向、进一步改善投资的有效性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法治、政府控制与公司投资效率

在考虑了各级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影响的前提下,以沪深两市3183个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法治与规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方面的微观机理及其影响后果。研究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扭曲程度更大。法治的改善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且这种作用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但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影响来看,不管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法治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改进并没有最终反映到公司价值的提升上,显示出其只能够降低而不能消除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因而法治在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