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层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有效机制——基于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行为

本文以2011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金占用程度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之和的比例,高管隐性收入,以及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数据分析,研究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股权制衡度以及高管隐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对如何保护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方法评估及改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性大股东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其收益多少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在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买卖双方对现金流收益的预期;控制权所占发行股票总额的大小等等。由于我国股市股权分置严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特点,难以直接测量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如何测量我国上市公司私人收益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控制权收益测量的理论背景研究,对国际上测量控制权收益的方法加以改进,以适用于测量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     

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

本文认为,政治关联通过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而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家族化:政治关联带来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收益增加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规模,同时政治关联降低了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对控股股东通过隧道效应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监督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有激励通过家族成员介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来体现其控制权进而实现政治关联带来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而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上述论断: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度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家族介入程度正相关,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度越高,公司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数量越多、比例越高。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特征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是衡量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投资者保护问题的重要概念。通过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时期特征、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发现：随着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加强，控制权私人收益逐年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法治水平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在各行业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行业竞争程度和资产固化程度有关。     

资本结构与股权结构关系研究

本文在终极所有权、控制权理论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控股股东倾向于获得控制权私利,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终极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并没有加剧这一现象,但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股东并没有起到监督大股东的作用。家族企业的负债水平要高于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不如国家和其他类型企业强烈。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研究综述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尤为严重。本文对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股权集中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体系不完善是产生利益输送行为的重要原因,而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是造成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直接动力。     

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博弈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可以看成由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构成.在股权融资中,大股东可以凭借其控股权剥夺中小股东利益,获得控制权收益.本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行为,给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条件,并就如何防止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出相应建议.     

控制权私人收益度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实行之后,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购中控制权性质、支付手段等也受到较大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为间接衡量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的指标,对投资者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控制权私人收益大小的变动趋势出发,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     

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资本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控制权配置,从而使我国的控制权市场较主流理论中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弱化了,我国控制权市场更多的表现为控制权增值的场所,控制权转移过程中成交价格与净资产值相比的溢价(或折价)即控制权溢价(或折价)反映了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对未来从控制权中获取私人收益的预期,因此,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是影响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预期的因素。     

完善协议收购中信息披露的措施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通过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协商一致,以与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签订协议的方式受让其所持有的股份,达到拥有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协议收购通常是收购方不通过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股票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股权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规模的测度,并对影响控股股东私有收益的因素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平均私有收益水平为26.89%,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规模较大,明显地高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实证研究表明,股权转让比例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正向影响,而公司规模和公司财务状况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获取途径、扮演角色及度量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不但股权高度分散的美国存在适度集中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国家(地区)都具有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控股股东不但能获得控制权共享收益,而且能获得不为全体股东享有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本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获取途径和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并对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行了度量,包含:接管溢价收益、操纵股价收益和经营期间的转移收益三部分收益。     

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来源、经济关联度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336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差异导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存在差别,重点体现在董事会成员的来源及与公司经济关联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董事过多地由控股股东委派会严重降低董事会独立性和公司绩效,而董事会内部其他股东单位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可以有效地提高控制权共享收益,减少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结果还表明董事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从上市公司领取现金报酬能够明显地促进董事会治理效能的发挥,而董事持股则普遍缺乏实际意义。同时研究发现,绝对控股结构下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动机更小,而非绝对控股结构下的董事会内部制衡和现金报酬激励对改善公司发挥更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制衡和现金报酬激励能够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而股权激励在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更具有实际意义。     

家族控股、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鉴Driffield等(2007)的研究方法,运用终极产权论追踪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分析我国家族企业金字塔结构下的控股股东和终极所有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负相关,与现金流权正相关,与超控制权负相关;另外,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是否委派管理层负相关,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合一负相关。同时,按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大小分组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及其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并使用2001-2004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控制公司特征因素后研究发现:首先,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大股东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其次,在股权比较分散、前几大股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权对长期资本结构产生正向影响。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在现代企业中,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当合谋的净收益大于不合谋的净收益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便会合谋,以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损害小股东的利益。通过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博弈模型论证了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存在合谋的可能,以及合谋的影响因素。     

加强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集团内部市场交易行为监管研究

本文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对控股股东通过集团内部市场,对所控上市公司实施“隧道行为”和“支撑行为”的动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并对控制权收益获取路径进行剖析,在进一步认清控股股东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加强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内部市场交易行为的规范和监管,以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终极控制权下股权制衡效应探析

在我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企业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成为普遍现象,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升级,俨然已经成为新的代理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股权制衡力量或者监督机制,极易产生"大股东控制",影响企业稳步健康的发展。本文对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股权制衡正面效应的发挥是有条件限制的,本文引入终极产权理论,对终极控股股东的私人控制权收益进行分析和控制,从而更好地发挥股权制衡效应。     

金字塔结构、法律环境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2005-2007年间发生控制权转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控制层级与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正相关,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条越长,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而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抑制其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采取政策措施推进控股股东缩短控制链条,发展核心能力,既能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也有利于促进其获取合理收益;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改善执法效率。研究还显示对最终控制人较高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