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初土田数字增长之原因

根据明清几种主要史笈的记载自明中叶以后,截止到清中叶道光时期的土地数字,仍然未超过洪武时期。这究竟是为什么?尤其是自清朝入关后,从多尔衮到康熙,乃至雍正、乾隆诸帝,无一不对农业及土地数目异常重视。而康乾盛世的耕地面积竟然尚较洪武时期为少,这不能不让人对明初土地数字的许多问题感到困惑难解。这些问题是: 一、明初《诸司职掌》所记土田数字是否有误?如果不确,为什么后来的《明会典》、《明史》仍沿袭其误?二、《诸司职掌》土田数字之由来?三、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包括官田?四、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均指耕地?兹分别论述如下:     

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际授田标准考

根据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户籍残卷及给田、退田、欠田文书等材料可知,唐代前期在吐鲁番地区确曾施行过“均田制”,而且是按唐令的一般狭乡标准确定各户应受田数,这一点学术界已多所论列,兹不赘述。但长期以来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迄未解决:即吐鲁番地区虽系狭乡,是按一般狭乡标准确定各户应受田数的,但政府在实际给授土地时,由于某种原因,似另有标准,而且较一般狭乡应受田标准要低得多。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吐鲁番欠田文书的记载引起的,如有的人就曾估计吐鲁番地区的实际给田标准可能是一丁10亩,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解释吐鲁番地区一般农户虽受田严重不足,但欠田文书所载的各户欠田数却又是寥寥数亩的矛盾现象。但是,这种估计缺乏史料根据,并不能全面地对吐鲁番欠田文书作出解释,因而很难成立;但吐鲁番地区在给授土地时另有标准,则是很可能的。在近期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中,发现了唐代西州地区的某种请田标准,即《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所载的《唐请地簿》及《唐侯菜园子等户佃田簿》中记载的“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老寡人得常田贰亩,部田壹亩”的材料,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试论述如下。     

旱薄地开发与“高优高”农业的研究

旱薄地腾飞之路我国北方地区旱薄地中低产田较多,人们称之为“拉腿田”。正是由于旱薄地的影响,使农业产量低而不稳,长期徘徊。为使农业产量上新台阶,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我们用“丰产沟”技术对中低产田进行开发改造,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1）陵川县礼义镇苏村,地处山区,大部分土地是二类偏下及三类田,1990年推广丰产沟300亩,全部种玉米,平均单产690公斤,比常规田增产175．1公斤,增产35％。1991年种植丰产沟玉米620亩,尽管遭受罕见的大旱,又有风灾和雹灾的袭击,玉米平均亩产605．5公斤,比常规田增产198．9公斤,增产…     

广州从化县吕田区“本地人”来源辨

一吕田区处于广州市行政管辖的从化县北部,座落于群山之中。她原名为“流溪堡”、“流溪峝”或“纸峒”。清代康熙年间郭遇熙编纂的《从化县志》说:“流溪地狭民贫,以竹纸为生涯。”(见该书卷一“疆域·流溪堡志”)。又说:“流溪,一县之水也。溯溪之源,北至五指,由五指而更穿岚度(山献),则山有十八峝,峝有十八山矣。溪谷林箐,缕缕烟火者,间得四十八邨。相逢野老,椎髻殊颜,鸟语(夬鸟)舌,迥异人间。噫!岂其秦汉之人耶?”(同上书,卷一“流溪图说”)     

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

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有别。就一个普通农民的年均粮食生产而言,当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浅谈衡阳市农业资源开发整治的战略问题

衡阳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区江南丘陵山地农林区”,土地总面积2296.5万亩,辖7个县2个区,总人口597. 8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6.4％,每平方公里390人,人均土地3.8亩,农业人均耕地1.1亩(水田0.89亩),林业用地2.2亩。山、水、田、林、路资源是:山地1115.9万亩,水域97.3万亩,田(水田、旱土、菜地等)574.2万亩,森林面积约802万亩,草地面     

开拓地方宗教史研究的新作:《三平史考》

佛教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故近来对佛教史的研究渐趋发达,然多为佛教通史或断代史的著作,尤其是在国内学界,地方宗教史的研究尚属刚刚起步的状况,论著甚少。 福建的宗教,以其多神崇拜及区域性的保护神崇拜为特色,就闽南地区而言,厦门一带有保生大帝,泉州安溪有清水祖师,兴化莆田有妈祖林默娘,福州古田有三奶娘,而在漳州平和则有三平祖师。这些都是负有盛名的地方保护神,对这些地区的社会人文乃至社会经济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很值得深入研究。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新近刊布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第一次披露了有关西汉中期乡级"垦田租簿"的新史料。这份垦田租簿不仅记录了一乡"提封"、"可垦不垦"、"群不可垦"和"垦田"的具体数字,而且还首次记载了西汉中期"都乡七年"应征田亩面积、总田租额和亩收田租之数据,其中对"出田"和"定入田"等也有具体的规定。这为我们深入探讨西汉"垦田租簿"的文书格式和内容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份"垦田租簿"出现了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简牍未见记载的亩收田租额等方面的具体数字,这些新材料为我们解决汉代田租征收方式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都乡七年垦田租簿"显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计征。     

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诸乡枯兼波唐田顷亩簿"是临湘县(侯国)对境内"枯兼"农田水利工程的调查统计。从灌溉面积看,这些"波溏"多为小型灌溉工程;从"枯兼"年份看,这些"波溏"失效的时间并不长,当多为东汉时所兴修。"波溏田"超过500顷者至少有3个乡,整个临湘县则超过数千顷,可见长沙地区农田水利工程之发达。     

从大自然的惩罚中清醒过来——陕西省宝鸡地区森林资源情况的调查

<正> 一陕西省宝鸡地区“六山一水三分田”,南有秦岭,西有关山,北有乔山,渭河、千河、嘉陵江等,河流纵横交织,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森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全区现有森林面积925万亩,其中天然林825万亩,人工林100万亩,木材蓄积量达3,400万立方米;人均占有面积2.88亩,蓄积量10.6立方米(均高于全国、全省人均占有水平)。森林在全区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为四个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林副产品,也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自然灾害,保持生态平衡的生物效能。     

郭忠辉作品

<正>释文: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对战国田税征收方式的一种新解读

学界一般认为战国田税是以顷为单位征收的 ,其根据有两点 :其一 ,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规定刍稿以顷为单位征收 ,其二 ,认为战国各国均以顷为授田单位。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其理由 :(一 )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只说明秦国刍稿是按顷征收的 ,但不能说明田税也是按顷征收的 ,因为该条没有规定田税的征收方式 ,恰恰说明田税征收方式与刍稿是不同的 ;(二 )战国各国并不是都以顷为单位授田的 ,即使象秦魏这样以顷为单位授田的国家 ,其田税也不是按顷征收的 ,因为农民的百亩之田并不单纯种植一种谷物 ,而是几种谷物并种 ,这决定着田税只能以亩为单位征收。     

从敦煌户籍看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

关于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国内外史学界有过争论。本文拟以敦煌户籍资料为主,佐以其他文献资料,论证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之不果行。 (一) 现存唐代敦煌户籍资料始于七世纪后期,终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41年),而保留最多的是开元、天宝时期。这是我们研究唐代均田制土地还授实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现存七世纪后期至天宝六载的敦煌户籍或手实,包括残缺者在内,计有六十七户,其中应、已受田情况比较清楚的有四十三户。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依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顺序,将各户“受田”情况列表于下:(见附表一): 从附表与户籍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1)当地虽按宽乡标准计算丁男及18岁以上中男的应受田,但各户的己受田却普遍严重不足。附表统计的43户,每户平均己受田43.4亩,仅占应受田的30.6％.从表中可以看出,己受田在各户的比例绝不相同。当时敦煌地区己受田的“分配”无论是按丁计或是按户计,都极为不均。如开元十年悬泉乡籍:郭玄昉户二丁,己受田20亩,曹仁备户也是二丁,却己受田63亩。又如天宝六载龙勒乡都乡里籍:程智意户一丁,己受田92亩;程大忠户一丁84亩;程大庆户一丁68亩;卑德意户一丁43亩。而一些多丁之户,己受用反而比单丁之户少。如程思楚户三丁,己受田79亩;杜怀     

发挥五大优势 振兴罗源经济

一、十年发展的回顾 罗源县位于闽东南经济区最北端,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北翼,距福州78公里,与马祖一水之隔,县境陆地面积103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7.32万亩,山地112.59万亩,淡水域1.7万亩,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县份,也是“老、少、边、岛”兼有的县份。由于历史     

从《沈氏农书》看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

本文以明末《沈氏农书》为基础,对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环节与耕作方式进行了细致探讨。就耕作环节而言,”田”与”地”有所不同。“田”的基本耕作环节为耕耙耖,且为水耕与旱耕相结合,而“地”只有耕耙环节,并只能旱耕。另外,对“田”来说,由于作物茬口的不同,而在土壤耕作环节上也有所不同：冬闲田、冬作田、绿肥田、春花田等分别有不同的土壤耕作要求。就耕作方式而言,历史上江南并非一直是一个缺乏牛耕的地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牛耕才日益减少而人耕日渐增多,故而在《沈氏农书》中见不到有关牛耕的记载。     

对福州大卖场超市发展热潮的思考

2000年福州可以称得上“大卖场超市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有好几家大卖场超市相继开业。在消费者大包小包地将商品从大超市买回家并享受到从未有过的低价时,业内人士则是有忧有喜。本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福州大卖场超市的发展现状,大卖场对福州零售业格局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大卖场发展中若干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大卖场超市发展现状及特点 大卖场超市这一概念来自港     

从《卖田说》看清代的土地集中过程

清代的土地占有形态,究竟是趋于分散,还是趋于集中?论者往往各持一端,颇多歧异。笔者近读清人李调元的《卖田说》,于此略有心得,试作浅析,求正于方家。 李调元,四川罗江县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广东学政、直隶通永兵备道。《卖田说》一文,约作于嘉庆初年,记述了作者乡居时与佃户的一席谈,是一篇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调查访问记。 清代中叶,四川民间的土地买卖十分盛行,大量的中小业主失去土地,沦为佃农。面对“俗多卖己之田,而以其资佃人之田”的社会现象,作者感到大惑不解:“盖买田则田为己有,已为政,永久付之子孙;佃田则田为人有,人为政,予夺听之业主。然则人何乐乎卖己田,而佃人之田哉?”作者以此询之于佃户王泽润,王氏则现身说法,介绍了自己沦为佃农的经过。其略云:     

现代白领做农场主不是梦

绿色投资、健康投资，10万元的小额资金就可以办到。有10万元人民币可以流转的投资者，不妨将目光投向农村，找到合适的一亩三分田，播种一些不打农药的蔬菜、瓜果，不仅有获利空间．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投资。     

汉代田税及其相关问题——兼与周国林同志商榷

汉代田税额史无明文,一般的都认为是亩税六升或三升。这是以晁错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为依据,按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税率,以亩产一石的标准推算出来的。周国林同志认为:亩税三升太少,不合情理;汉代亩产量一般在三石左右而非一石;汉代田税(周文用的是田租,不确,详下)“一般都在一斗以上,高者可达三四斗,而以一斗五升最为常见。”今按:亩税六升或三升说确有问题,但周国林同志的论证亦难成立,笼统地说汉代亩税一至三斗和旧说一样都有违史实。故为此文,然否,请周国林同志及学界同仁正之。     

加快福州新区开放合作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市对外开放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效,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出口加工区、福州保税区等重要对外开放平台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对台合作进展顺利,与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合作逐步推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福州对外开放程度、与周边地区合作力度与沿海港口城市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发挥开放合作对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以福州新区为载体,深入研究福州对外开放合作的新举措。本文将从福州新区对开放合作的现状问题着手,提出福州新区开放合作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