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的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

本文认为,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失衡。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即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且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失衡,即中国的生产要素没有按照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则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这意味着,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国际收支本身,而是要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即通过对个人放权让利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以此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     

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居民消费率过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性的突出表现,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环节。国民收入结构失衡,尤其是劳动报酬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太低、收入差距过大等,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的主要因素。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途径。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零售商品价格在1％水平下显著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即商品零售价格涨幅越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这可能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工资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越高,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出口占GDP比重越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出口的迅速增长具有拉大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市场化程度在l％水平下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而且符号为正。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居民收入水平可能会更加趋于两极分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适度干预是必要的。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包容度——一种测度与评价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1-2013年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居民收人增长的包容度,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收人总体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持续增长,但其增长仍不具有包容性,不仅历年总包容度未达到60分基准值,而且收入总量的不断增加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剪刀差,较多的人属于"被增长""被富裕"。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居民获取收入机会的不公平,社保支出占GDP比重较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滑,贫困人口比重较大等,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并进一步制约着中国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包容性增长,是新常态下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富民穷”之说的启示

第一,应避免财政收入增速长时间较大幅超过GDP增速,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处理好国与民的收入分配问题。数据显示,1996～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工人工资水平普遍偏     

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关键是实现“两个提高”

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最关键、最根本、最迫切的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前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过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占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下降;劳动者之间的收入悬殊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提高“两个比重”要研究和处理好4个方面的问题：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动摇;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工资立法;节省行政开支。     

中国劳动报酬偏低四问

中国当前存在着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的问题，且这一趋势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从短期来看，有利于提高要素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职工工薪报酬偏低不仅直接损害职工权益，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中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的事实，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国“增长性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最低总计比,验证了我国“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存在,提出应改善收入分配,尽快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保持并尽量加速我国基尼系数的下降,防止基尼系数上升,通过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拉动人均GDP增长,缓解“增长性贫困”的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从结构失衡到合理有序

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及财政支出中各项民生支出占比降低,"无序性"则体现在收入分配秩序有悖于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两者所带来的分配格局失衡是由劳动要素丰裕且廉价、产业选择及政策偏向以及"事权"和"税权"不对等所造成的。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应构建机会平等机制,夯实制度公正平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结果公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财政收入水平与社会公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多年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带来了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十五”计划《建议说明》中提出“收入分配问题是新形势下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财政收入规模占GDP比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从数量化角度探讨财政水平的变化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效应。     

Time Preference and Trade Imbalance

This paper presents a unified theor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 world where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vari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framework proposed by Buiter (1981 ), we can analyze a situation wherein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rates of discount. Here, the value of the debt to income does not converge to zero but remains constant even in the long run.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the existence of less‐capital‐intensive nontradables promotes capital movements: since a more patient country incompletely specializes in less‐capital‐intensive nontradables, capital must flow out of it.     

收入不平等与中美经常项目失衡

本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环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持有国外债券三个途径实现对经常项目的影响。长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能够提高国内总需求,减少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的国外债券持有量;短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会降低中国低收入阶层消费,促进美国低收入阶层消费增加;收入不平等改善会减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而改善美国经常项目顺差,金融深化则会放大其作用幅度。本文结论显示,维持合理的收入分配以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水平有助于我国经常项目"再平衡"。     

The Real Federal Budget Imbalance*

Using the link between nominal budget imbalances and changes in the public deb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e and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real Federal budget imbalance which, over the past decade, was in surplus more often than indicated by actual outcomes.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对策研究

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的许多环节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各项经营管理工作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由此产生了多方面的经营风险。对此,应从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着手,加强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经营风险。     

货币政策与贸易不平衡的调整

本文建立了一个开放小国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调整贸易不平衡的作用,同时考虑了资本开放与否对不同政策效果的影响。分析发现,由于名义粘性的作用,无论资本开放与否,调整价格都无法快速实现贸易平衡,并会引起产出和物价的较大波动。而较快的汇率调整政策会较快实现贸易平衡,且无论资本开放与否,都不会引起经济波动。从福利角度比较,较快的汇率调整总是优于价格调整,且在资本开放环境下的调整总是优于资本封闭下的调整。通过中国数据校准和模拟发现,在渐进调整汇率的政策下,价格水平被迫作出调整可能是带来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经济波动的原因。     

非均衡税收政策的比较分析

东道国中央政府给予个别地区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建立经济特区),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要求地方政府补贴的议价能力,从而增加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但是,这种非均衡税收政策不利于跨国公司与投资地区达到最有效率的匹配,则跨国公司给本国带来的外部效应就会降低。东道国中央政府应通过税率的设定,使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和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相匹配,即使跨国公司和所投资地区达到最优配置。     

浅析信息不对称与会计舞弊——基于“安然”事件

文章从非对称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安然公司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手段、成因,从而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诚信机制、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制度等可能的措施。     

Trade Imbalance and 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 Polic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 country's suppression of competition in its market for nontradables. It assumes that the initial equilibrium is stationary and demonstrates that if competition is suppressed in a small country, the country's trade surplus increases in the short run. In the large country case, the same change creates an excess demand for future tradables and affects the relative price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tradables. Using a two‐country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this price change redistributes real wealth from the country with a trade deficit to the country with a trade surplus.     

全球经济失衡：资本流动的视角

本文试图对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美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基本模式与特征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种不同因素的解释力，希望以此来促进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现象的整体认识，并对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格局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本文认为，由于主要贸易盈余国家对美国的金融产品是刚性需求，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必然伴随着资本的流入，并且．流入美国的资本显然已经弥补了经常账户的赤字；从2003年第3季度后，获取收益不再是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原因。并且金融危机对资本流入美国的影响是显著的。在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所进行的调整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应该调整贸易结构外，还需要更多地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提高自身金融体系的能力，发展国内外币金融市场，推动本币国际化，逐步减少对美元资产的刚性需求。     

我国外部失衡的分解与评估

文章对造成我国外部失衡的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定量分析显示,我国目前的外部失衡主要是内生性和外源性的,是国内外实质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在短期内不可能靠调控政策完全消除,强行消除反而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面对外部失衡的政策重点在于尽力阻断外部失衡向国内经济传导和对国内经济协调运行构成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