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算民主与参与式预算

预算民主是公共预算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离开了充分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就没有预算民主可言,参与式预算正是预算民主的基本形式。文章提出了与直接预算民主和间接预算民主相对应的两类参与式预算实现形式,分析了目前在预算立法层面和预算执行层面所存在的公民参与程度不足的缺陷．并探讨了改进的措施。     

参与式民主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参与式民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范式。参与式民主通过倡导基层民主,主张公众参与,培育公众精神,在沟通、协商、妥协中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公众的讨论,倾听他人的观点,完成了民主内涵,这无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公众精神。它的这些精神对当今中国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布什政府的输出民主战略

小布什就任总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大举反恐的同时，在欧亚大陆积极推进“输出民主”战略。“输出民主”已经成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本文试图就布什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动因、方式和影响作一粗浅的分析。     

基于参与式方法的陕北山地土地流转政策调查与分析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现阶段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措施。文章以地处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区的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以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等参与式方法对该地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政策的实施进行了走访,同时对该地区基于土地流转机制的山地退耕还林效果等进行了野外实际现场勘察。利用问题矩阵对该地区与土地流转政策有关的问题进行重要性排序,并采用问题树工具分析其因果关系,发现了目前导致土地流转政策难以大范围实施的关键性问题。最后,对该地区已经成功实施土地流转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期为黄土高原山地土地流转政策的科学实施和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战略搭配 ——以日本为例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国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两大政策虽目标一致,都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其实施的方式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因此两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各国都非常重视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重视两者的战略搭配,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颇具特色,受到广泛关注,而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实际就是两者此消彼长的过程。本文拟从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动态消长变化入手,探析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战略定位和搭配,以期对中国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有所启示。     

公共财政政策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

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蛙跳式”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技术和知识是公共品,其生产也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公共财政应在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中国应改革政府预算制度,确定科学的财政支出范围和结构,加大R&D投入,并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企业技术进步。     

试析新保守主义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

经过几十年发展,新保守主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念和政策,并通过各种媒体渗透其思想,使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府决策讨论和民众政治判断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思潮的崛起直接影响着美国全球战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美国输出民主的方式更加强调运用军事手段,这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美国饱受其害.     

试析新保守主义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

经过几十年发展,新保守主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念和政策,并通过各种媒体渗透其思想,使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府决策讨论和民众政治判断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思潮的崛起直接影响着美国全球战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美国输出民主的方式更加强调运用军事手段,这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美国饱受其害。     

股利政策探讨——基于财务战略矩阵与生命周期耦合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股份制企业的快速增长,公司财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而股利分配既是公司收益分配的终结,也是证券市场上引起股价波动的周期性事件,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2.国内外文献综述中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股利政策研究的文章凤毛麟角,本文将立足于财务战略矩阵与生命周期耦合视角研究股利政策.     

关于参与式预算几个问题的回答

温岭预算民主恳谈的完善提高是沿着广度和深度两条路径展开的,通过民主工具箱的开发,公民代表和专家构成了其中的新元素。由于公民代表和专家的介入,在参与范围的扩大与政策质量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前者通过公民代表体现出来;后者通过专家的深思熟虑达成     

基于企业价值链体系的战略空间分析模型

在按照企业价值链的创造过程将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分解产生的资金、信息、物流、人力四种战略因素的基础上建立战略空间模型的四个维度,从而构建企业战略空间的价值链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战略空间的价值链模型为企业战略空间的定性分析提供参考,评价指标体系为战略空间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防科技研发政策与军民技术相互扩散研究

近10年来,国际上军事与民用技术研发投入呈现新的趋势,军民两用技术相互扩散、转移的特征和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军民两用技术相互扩散、转移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比较和分析,为我国加强军民两用技术R&D合作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借鉴和理论支持,以达到有效利用有限的国防预算发展经济的目标。     

基于高管联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扩散：实现机制与边界条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选择。现有研究对影响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因素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互动关注不足。文章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考察基于高管联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扩散的实现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可以通过高管联结从早期采纳者向晚期接受者扩散。早期采纳者的业绩表现、联结双方的相似性以及关系强度均会对这一战略扩散进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高管联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扩散同时包含了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两种实现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战略晚期接受者,有效的公司治理在推动上述技术过程的同时抑制了社会过程;而环境不确定性则在放大社会过程影响的同时还发挥了弱化技术过程的作用。文章将关系与行为因素引入数字化转型影响和驱动因素的研究视域,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扩散的两种实现机制,更完整地揭示了这一重大战略变革的决策逻辑。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为模式,并为更加科学、理性地制定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战略贸易政策新进展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

通过对战略贸易政策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不完全承诺和不完全信息等四个方面的新进展进行讨论,得出结论:新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使得脱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市场经常失灵的现实,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地能力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研究——以中国内地31省份新材料政策为例

识别产业政策扩散背后驱动因素能为政府科学制定政策和正确选择产业提供理论指导,本地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具有重要影响。以2005-2018年新材料政策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的扩散过程为例,分析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机制。研究发现：本地能力影响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扩散,其中资源禀赋、产业实力和知识技能对政策扩散有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对政策扩散有负向影响;中央政府应避免强制推行产业政策导致的资源浪费,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断增强本地能力建设。     

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本文从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评价谈起,跳脱不同评判方式所隐含的对民众发现与讨论社会问题时所彰显的民主主体性既肯定又质疑的矛盾性认知,进而将互联网与民主的生发放置于历史性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来探讨网络民主与参与式民主话语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的背景、内涵以及与中国作为政治制度最根本层面的人民民主的差异与契合,从而通过反思“郭美美事件”中民主参与在网络上实践的主体、内容和结果的具体表现,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维度来解构将民主潜力抽象性赋予给互联网所塑造的网络民主神话.     

新形势下我国外资政策战略调整的思考——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

改革开放30年,外资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国际上外资政策的演变过程来看,我国当前外资政策总体上仍处在以规制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外资政策阶段。21世纪初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在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外资政策应该相应地进行战略调整,通过制定合理的配套政策,实施有效的干预政策来促进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扩散,最终使我国企业通过协作和不断地学习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民生审计模式的创新与选择——基于参与式审计模式

民生审计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审计工作的重点,但是民生审计由于其审计对象复杂而面临着把握总体情况难、作出准确评价难、提出针对性意见难等“三难”问题,严重制约着民生审计水平的提升,为此,本文提出了“参与式审计”这一全新审计模式,以期有效突破民生审计瓶颈制约.     

动力—路径框架下的干部交流与政策扩散：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干部交流与政策扩散的关系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但未被充分讨论的议题。文章基于动力—路径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分析,对干部跨部门交流和跨地区交流所引起的两类政策扩散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发现,两类政策扩散在动力机制和行动路径上均存在差异。动力方面,干部交流后会基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的考虑推动政策扩散,但跨部门交流干部面临的晋升激励和考核压力弱于跨地区交流的干部,因而其推动政策扩散的动力弱于后者。路径方面,两类干部交流后均会通过政策议题建构开启政策议程,但是相较于跨地区交流干部可推动业务层面、专业性政策的扩散,跨部门交流干部大多只能推动非业务层面、管理性政策的扩散;同时,相较于前者,跨部门交流型政策扩散所涉及的利益整合更为简单,但需对政策内容进行更多调整。最后,文章从履职环境、知识结构、晋升与考核等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