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创新

中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耕地持续非农化、非粮化和粗放利用的问题日益严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国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全面评判耕地资源新价值,形成耕地保护新认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创新保护政策与措施。本文对耕地的要素构成及功能价值进行了评判与分析,解析了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综合耕地的属性、价值、保护导向,形成了耕地资源"432"认知范式。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确立"全要素"耕地保护体系,创新形成耕地保护价值补偿制度,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中央政府应加快制定耕地有效保护激励政策,创新管控机制和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对地方耕地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革现有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稳定提高对农民保护耕地经济补偿与资产权利机制。     

进一步优化耕地保护机制的思考

当前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和建设用地紧缺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耕地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对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耕地保护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对耕地保护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耕地保护的效果如何,其政策设计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而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有效约束,对农民的行为给予有效激励,确保二者共同致力于耕地保护.提出要优化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完善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健全技术与制度支持体系,鼓励农民加强耕地质量保护;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强化农民耕地保护的心理预期;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协调农地流转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搭建农民参与的制度平台,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理.     

建立土地发展权转让机制是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市蔓延过度消耗了土地资源,侵占了一些优质耕地,使我国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而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绝对垄断是城市蔓延的土地制度根源。因此,应进行土地制度创新,通过创设农地发展权,建立农地发展权转让机制,遏制城市进一步蔓延,确保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财产税、税源替代与耕地保护

我国在土地利用上实施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存在着保护不力的制度性根源,地方政府既是耕地保护的实施者,又是农地非农化的驱动者.在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中,地方政府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捕获者,其中,不彻底的财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的重要诱因.所以,消除地方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驱动,积极保护耕地,必须为地方政府寻求财源替代.本文认为,财产税的全面实施为这一同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性的思路.     

耕地保护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

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实行最严格的"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政策,但耕地保护政策的经济影响尚缺乏充分的量化评估。文章结合地市级统计数据和遥感地理信息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重点考察耕地保护政策如何改变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数量和来源结构以及对地块容积率、施工时间、招拍挂比例等微观行为特征的影响。实证分析指出,通过降低新增建设用地中耕地转用的比例,"耕地红线"政策显著抑制了建设用地和新增建设用地的出让规模。在非市辖区和"低级土地"中,这一政策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土地交易微观数据分析表明,政策约束倒逼地方政府提高了地块容积率和招拍挂比例,并缩短了施工时间,这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是,政策冲击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章系统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影响,旨在为耕地保护政策的相关讨论提供实证证据,并为未来统筹协调粮食安全战略和土地市场化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地方政府违法批地仍屡见不鲜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出台一个又一个重要文件，然而一些地方非法滥占耕地现象仍是愈演愈烈。在大量的违法用地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政府所为。他们为何敢于屡闯耕地保护“红线”?主要原因在于违法占地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却很高，完善现行法律势在必行。     

城市化进程中功能提升的耕地保护思路

耕地是人类一切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本文阐释了功能提升耕地保护的含义及必要性,剖析了耕地功能低下的影响因素,从功能提升的角度构建了耕地价值保护链.     

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创新研究

在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安排下,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存在无效率和不公平等问题。创新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可将我国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划分为4类：新增基本农田发展权、现存基本农田发展权、新增普通耕地发展权、现存普通耕地发展权。其中,现存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实现、新增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和普通耕地（基本农田）补充指标共同实现。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管理权应该归属于中央政府,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的支配权应该归属于地方政府,补充普通耕地（基本农田）指标应该归属于耕地补充者。     

中国耕地生态价值与保护问题研究——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为视角

耕地作为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然而，以往人们常常只注意到了耕地的生产和使用价值，却忽视了耕地生态价值的存在。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耕地在环境改善方面对人类所具有的价值。并重点分析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结构和存在的问题，以期通过规范耕地保护的立法、执法、守法过程来达到保护耕地及其生态价值的目的。     

耕地保护主体的博弈行为分析

面对粮食价格日益偏高和耕地非农化的加剧,耕地保护主体在耕地保护方面利益博弈日益加剧。在没有政府参与下的农户与农户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与农户博弈的核心是在于粮食生产的利润与其他耕地和非耕地相比有巨大的亏损,得出政府是耕地保护的最主要的实施主体,并比较政府在对粮食生产进行的补贴的三种方案的优劣。     

粮食安全的耕地保障检讨及近期耕地调控思路

粮食安全问题是各国政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在基本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思想支配下，我国政府十分关注国内耕地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借其基本解决了10多亿国民的吃饭问题。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新增耕地数量多、耕地质量下降严重，耕地面积的保有倍受关注、耕地集约利用问题未得到应有重视，祟尚粮食区域自给、主产区优势未能发挥。在当前，积极借助粮食国际贸易巩固我国粮食安全成为必然，因而据此调整我国耕地资源利用思路迫在眉睫，具体就是，适当压缩劣质耕地，切实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安排耕地用途，进一步借助科学技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耕地产出能力。     

基于耕地保护的耕地管理形势探析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耕地红线产生了压力。保护耕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前的耕地保护与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例如管理体制不健全、多头管理、登记的制度不规范等。所以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耕地的发展方式,可以通过对利用方式和配置的转变方式来进行,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耕地制度和管理体系,对耕地资源的利用战略进行创新,将保护耕地的一些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健全。     

耕地红线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性及政策含义

耕地红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一直是我国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和理解有误,我国的耕地红线政策不仅难以有效保护耕地,反而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与加剧宏观通胀预期。该文从耕地红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逻辑关系入手,探讨了耕地红线标准的理解误区,指出耕地红线对房地产市场的实质性影响,最后系统提出了在耕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建议。     

耕地占用“实化”与耕地保护“虚化”——以耕地占用税制度变迁为视角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耕地占用的发展收益归于耕地占用当事人及所在地,即"实化";耕地保护的安全收益惠及一国公民及国家,即"虚化"。现行耕地占用税制度未能消解耕地占用"实化"与耕地保护"虚化"之间的张力,应当从税名替代、税率调整、税收归属及税收用途耕地保护相关性进行制度调整,在税收法定化过程中促进税收效率及公平。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所带来的耕地快速流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基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1985—2010年中国耕地的流失与粮食净进口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3个粮食主产区是耕地快速流失被迫调整的结果。城镇化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固然是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偏向发展战略却加速和放大了这一结果。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和行政管理方式,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耕地违法开发上的政策博弈便会继续延续,只有将其置于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框架加以补偿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了以土地发展权推进主体功能区和耕地保护的政策工具。     

加强保护耕地的思考

耕地保护是指人们为保证耕地的永久性利用和为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保护耕地的数量、质量和耕地环境保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经济飞速增长,我国的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线。本文从耕地保护制度现状等方面,全面分析了耕地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在完善保护耕地体系,切实保护耕地工作力度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保护耕地的建议。     

经济体制障碍:我国耕地减少的根本原因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经济权力分化日益明显,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强烈的占用耕地的冲动,主要表现在发展地方经济驱动、土地收益日益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搭车收费"形成占用耕地的恶性循环.数量经济分析也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财政收入对占用耕地的依赖在增加.因此,需要对影响我国耕地保护的经济体制障碍进行改革,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对占用耕地的依赖.     

我国耕地保护的主体行为及其对策建议

耕地保护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我国耕地保护的主体包括国家或政府、农民集体、农民个人和用地单位。由于各个主体在追求目标上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耕地保护中的行为明显不同。本文在对主体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克山县15年耕地保护有增无减

被齐齐哈尔市政府评为耕地保护先进县的克山县，多年来把耕地保护工作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认真贯彻落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通过强化责任、健全监管网络、宣传教育提高全民耕地保护意识，使全县耕地得到合理保护。全县耕地保有量连续15年保持在186380．29公顷，基本农田保持在165482．3公顷，基本农田保护率达到88．7％；新增矿山复垦面积36．3公顷，小流域综合治理面积4200公顷（水田）。     

基于耕地“全价值”核算的省际横向耕地保护补偿理论与实证

经济补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政策工具,耕地保护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构成,但目前地区间横向耕保补偿机制缺失.生态视角下,仅以耕地农产品供需关系衡量补偿关系和标准的方法欠缺理论完备性.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根源是耕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和政府失灵,补偿机理可还原为耕地价值的分配调整,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和外部性分别是上下级“纵向”和地区间“横向”补偿的依据.基于耕地价值供需平衡的假设和简化推论,综合省际统计和调研数据核算各省区耕地“全价值”年均单产,比较全国和各省人均耕地价值占有量,可将各省份划分为耕地赤字和耕地盈余区,依据耕地价值量差值建立横向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