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坚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取向,特别是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社区非农收入水平差异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影响

农户收入多元化的趋势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社区非农收入水平差异使不同类型的农村在联合供给水利设施中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非农收入水平高的社区缺乏投资意愿,而在非农收入水平较低的社区,农户间投资意愿的差距会阻碍合作的形成。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在非农收入水平较低的社区较为有效,但无法解决投资意愿分歧的问题。对非农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区的干预措施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即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增加)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最后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改革30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纯收入在人均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现金收入成为收入的主体,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稳步提高,家庭经营收入仍是纯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来自一、二、三产业的收入发生一定的变化。针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相关性分析——以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例

文章利用2012年《甘肃省发展年鉴》等统计资料,以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例,对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相关性予以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甘肃省城市化提升速度较快,农村居民收入绝对量逐年显著增加,但与人均GDP增速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比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甘肃省城市化率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负相关,与工资性、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与转移性收入不完全相关。为此各级政府要在优化农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科技立体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推进城镇化建设,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效应,提供农民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性收入;推行落实"四补贴"政策,开辟更多的投资理财渠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断促进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升级优化,促进经济良性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回报率和贡献率双重视角,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劳动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以外出务工收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最为显著;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却均呈现弱化趋势。坚持提升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自然灾害发生前后灾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以汶川为例

本文以汶川地震为研究背景,通过构建灾害发生前后灾区农户的收入模型,实证研究了灾前、灾后影响受灾地区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异同。除此之外,本文从高低收入组间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灾害发生前后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组间差异。研究表明,无论是灾前还是灾后,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长作用,且灾后这种影响比灾前有所扩大。地震发生后,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户收入的增长作用比灾前有所增加。地震对高低收入组农户外出务工情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能导致高低收入组间农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及其增收效应的DEA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能够综合反映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经营结构、规模、效率的走势。实证表明,不同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各业上的效率存在差异性,其中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家庭经营中的效率高于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而中低市场化程度的农户在外出劳务上的效率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同时,各业TFP增长的差异性使得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的非农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而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农业以及外出劳务收入上的增长率较高。     

农户收入、土地保障与农地退出——基于长三角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彻底退出农地实现完全的城市化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农户收入对农地退出的影响及土地保障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地区31%的农户愿意有偿退出农地,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农地退出意愿越低,农户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户愿意退出农地的概率下降5.2%。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户收入水平会强化农户土地保障认知,进而降低其农地退出意愿。基于此,本文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一刀切"的土地有偿退出政策可能导致土地退出的逆选择,政府应当考虑农民异质性行为,妥善设计农地退出制度,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农户正规信贷违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省渭南市农村信用社贷款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例

笔者以陕西省4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方差和Logit回归分析,对农户正规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打工人数、是否种粮户、是否有借款、贷款金额及借贷方式以及农户的主观努力程度等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显著影响.笔者据此得出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经济结构和收入以及信贷产品设计是影响农户信贷违约关键因素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扶持农户多元增收和完善金融服务模式等政策建议.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477户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以福建省为调研区域,数据来源于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查。根据农户收入来源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林型、兼业型和非林型,通过构建多元无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纯林型向非林型转变时,呈现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块数、家庭林地面积、家庭林业生产经营支出、家庭林业收入逐渐减少的趋势和家庭非林生产经营支出、家庭非林收入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农户种植竹林意愿为参照,与非林型相比,纯林型和兼业型对农户用材林和经济林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用材林选择意愿受户主年龄、是否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影响,经济林选择意愿受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林权证、是否加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拿到过林业补贴、林业单位面积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农户根据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不同林种,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缓解农户生计问题。     

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与收入的关系

研究人类生产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科学问题。文章通过调查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和正镶白旗农户住户基本情况,以生产和消费为基础计算了农户生态足迹,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生态足迹的构成、动态变化及其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足迹远高于消费足迹,农户从生态系统获取的产品主要向外部输出。耕地消费足迹与草地生产足迹分别在消费足迹和生产足迹中占较大比重,并有上升趋势,但随着草地消费足迹和耕地生产足迹显著下降导致农户的消费足迹和生产足迹均有所下降。农户生态足迹,尤其是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收入占比高的农户生态足迹总体较小。为了保护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改变农户粗放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持续推进农户非农就业。     

收入水平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浅析

近年来,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虽然我国在不断地调整生育政策,但出生率却呈稳中趋降的态势.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同年出生率的截面数据,结合相应的二孩政策,首先,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出生率进行简单分组排序,初步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两年的出生率都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其次,对31个省市该两年的截面...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稳定性是多个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在分析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时空差异基础上,运用偏离—份额法,对2014—2019年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33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厘清了不同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和增长动力,最后针对不同收入增长类型区县提出了差异化帮扶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且空间分布由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但在收入结构上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2)工资性收入是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主导来源,转移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第二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比重持续处于较低水平;(3)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区县绝大部分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竞争优势是导致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大多数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属于收入增长滞后性和结构优势推动型,地区竞争劣势损失是造成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滞后的主要原因;(4)县域之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是导致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猪肉可追溯系统中农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

根据针对北京市生猪养殖农户所做的问卷调查的数据,对猪肉可追溯系统中农户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行为方面对猪肉可追溯系统相关要求和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以农户是否记录"生猪养殖档案"表示的农户行为受到农户的文化程度、养殖规模、生猪养殖收入所占比重、是否接受技术培训、对政府支持政策和无公害猪肉质量标准具体要求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并且文化程度越高、养殖规模越大、生猪养殖收入所占比重越高和接受技术培训、对政府支持政策和无公害猪肉质量标准具体要求的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记录"生猪养殖档案"的可能性越大。     

健康冲击、家庭支出结构与农户收入

文章使用扩展的R&D模型分析了健康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用1989~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冲击的发生使农户的健康人力资本下降,同时生产性支出减少,从长期来看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下降,农户的收入下降。健康冲击使农户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平均下降2.76%,农户的收入平均下降5.62%;与低年龄组农户相比,高年龄组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收入水平受健康冲击的影响更大;当健康冲击发生时,高收入家庭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收入水平下降程度也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参加医疗保险可以平滑健康冲击对农户家庭支出结构和农户收入的影响。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浅议“十一五”期间宁波农民收入区域差异

近年来，宁波不同县（市）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农民收入的增幅大都超过了城镇居民。本文对”十一五”期间宁波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的变动规律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主要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差异造成的，并据此提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区域差异的对策措施。     

浅议“十一五”期间宁波农民收入区域差异

近年来,宁波不同县(市)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农民收入的增幅大都超过了城镇居民.本文对”十一五”期间宁波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的变动规律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主要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差异造成的,并据此提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区域差异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