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主要指标比较及其发展对策

以国家级新区为研究对象,总结梳理了现有18个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现状和基本情况。通过采取量化指标分析的方法,选取了总量指标、经济指标和产业指标3个重要参考指标对国家级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下新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新区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转型发展、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转变投融资方式、完善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等相关对策建议。     

成都重庆成为国家级综改试验区

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西部的成都和重庆从提出申请的8个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基于熵权TOPSIS的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19个国家级新区为例

将作为区域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的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特征概括为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开放协同及品质提升四大维度,并以四大维度作为一级指标构建包含20项二级指标的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对中国19个国家级新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差异化明显,基本呈现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内陆梯度下降的分布格局;国家级新区在四大维度的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尤其是创新驱动和开放协同维度的分值离散程度较大,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辽宁：沈北新区由“省级”升为“国家级”

2006年12月，辽宁省经请示国家发改委同意，批准沈北新区为辽宁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把这一头衔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的报告也已经送达国家有关部门。几个月来，沈阳市委常委、沈北新区区委书记王世伟成了“空中飞人”，他奔波在沈阳、香港、上海、深圳等各大城市之间，四块沈北新区的区域位置宣传板也跟着他随机辗转各地。[第一段]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体制分类研究

伴随开发区发展范围的扩大、功能的多元化及开发区政策优势的弱化,管理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选用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政企混合型的分类标准,对全国200个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体制进行实证分类,探析其发展现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看,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体制呈现以政府主导型为主、政企混合型为辅的特点;二是84.5%的国家级开发区选用政府主导型,尤以西部和东北最为显著;三是企业主导型100%集中在东部,上海居多。     

国家级新区人口流入问题分析——来自陕西西咸新区的案例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吸引着人口、资本、信息等要素的集聚。为明晰国家级新区流动人口的集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作者首先整理分析了相关统计数据,发现部分国家级新区普遍存在流动人口规模过小的问题。继而基于经济学视角,以陕西西咸新区为案例,管中规豹地剖析了以陕西西咸新区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级新区人口流入规模过小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新区 新驱：国家级新区再添两员

8月20日,国务院同意设立兰州新区,原则同意《兰州新区建设指导意见》，兰州新区由此成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也是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     

舟山新区第四个国家级新区浮出

舟山群岛新区范围与舟山市行政区域一致,其定位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与国家级新区科技进步能力培育

以创新扩散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对国家级新区科技进步能力培育过程中政府、企业、科研组织、社会机构等多重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目标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质性研究,设计出了国家级新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路径机制.其中,政府通过主导发展规划、引导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等路径来提升国家级新区发展价值与推动政府自身改革,企业通过构建新型产业引领式发展、促进自身转型升级等方式参与新区建设发展并分享新区成长的科技进步红利,科研机构通过技术授权、专利转让,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转化和构建产学研用的合作机制等服务于国家级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社会组织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行业、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纽带来服务于新区经济社会与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及新区居民通过新闻传播、建言献策、生活感知、环境感知、幸福感感知等途径融入新区发展并提供各种智慧支持.     

安徽：冲刺国家级综改试验区

安徽近日组建了阵容强大的领导队伍，建立了在省领导下，省市联动的工作机制，正在奋力冲刺继浦东综改试验区、滨海综改试验区、成渝城乡统筹综改试验区、武汉城市群与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之后的全国第五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浅议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适应生产力发展，推动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已是必然。文章从分析农村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出发，探索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提出促进和完善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下的民企管理创新与管理培训

文章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入手,强调了民营企业在关注自身的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企业的管理创新.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管理培训工作.政府在扶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应当引导民营企业的培训工作.     

“后税改时代”的农民需求与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做好农村公益性服务工作，建立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后税改时代”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必须跳出旧的思维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构建起政府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农民多方协作的新型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的机制和办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建良好的环境。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调整与产业化扶贫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现阶段,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相关规制的缺位,严重制约了欠发迭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贵州、四川等欠发达地区的改革实践,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种范式。政府应注重实施产业化扶贫战略,统一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农村村民的合法权益。     

内陆国家级新区发展政策建议--基于内陆与沿海新区的对比

文章依据内陆新区的优劣势,比对功能定位,研究认为其未来发展应在国家战略统领下,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具体特点,在注重环境保护、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与沿海新区在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并借助新区叠加优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以促进生产要素和人才集聚,最终实现新区的增长极核心带动功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关系到全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敏感性区域,其中人口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以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范围,以区域内县域为分析单位,对2007—2018年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人口增长率、人口城镇化水平、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人口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且少数民族人口多,为人口净迁出区,劳动力人口占比较低.区域存在人口总量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发展水平低、外出打工农民比例大、农业人口迁移意愿不强烈、劳动力素质低、区域贫困人口多等问题.最后,针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的发展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实现区域人口的均衡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全球化情势下的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制度主义学派积极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阐明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之下的中国道路,必须同时面对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的前提预设)和政治改革(新制度主义的必然要求)双重任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配套人口政策研究

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析其对区域人口的影响以及相应配套的人口政策和改革路径。研究表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将改变人口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力、改变劳动力市场并加快人口迁移。配套人口政策的核心应为控制人口总量、促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推动人口教育与扶贫。针对负面清单编制各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配套相应的人口政策,综合使用强制性、激励性、指导型、信息型和服务型等多样化的人口政策工具。     

新疆牧区新农村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新疆是我国传统牧区之一,新牧区建设是新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牧区和农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牧区远远落后于农业区,很多牧区尚不具备建设新农村的基础条件,可以说新牧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课题。本文在对牧区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新牧区建设的艰巨性,并提出了加快牧区发展,推进新疆牧区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公办高校养老保险改革影响与对策研究——基于双轨制度分析

“双轨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通过分析“双轨制”的特点以及发展脉络,指出公办高校的养老保险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对教师个人、公办高校以及国家来说影响深远,如加大教师的自由流动,促进高校人事体制改革,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但也存在不利的影响,如可能引起高校教师的不满,降低高校的人才竞争力,转轨成本巨大等。研究提出政府要积极主导,加大资金支持,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逐步建立体现教师职业特点的养老保险体系;高校要积极行动,从舆论引导,相关政策的落实等方面配合改革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