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在FDI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中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FDI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基于北京工业企业的门槛回归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研发资助不仅是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创新产出。利用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对政府研发资助效果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资助强度、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四个因素对激励效果的影响方式,结果显示:第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激励效果敏感于资助强度和产权结构;第二,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较弱,门槛效应普遍不够显著,且激励效果仅敏感于技术水平;第三,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决定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第四,政府研发资助对大企业可能更为有效;第五,政府研发资助可以有效激励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比较有限。     

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投资已成为促进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国际技术传导渠道。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采用2005—2021年东部十二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以金融实力为门槛值检验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金融实力对外国直接投资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都显著,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在金融实力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会发生改变。     

外资对我国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是否受到研发投入、FDI流入以及人才门槛效应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根据我国1999-2008年省级面部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后发现: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外资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致;外资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集中在"发明专利"高端创新活动领域,西部地区外资的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外观设计专利"低端领域,中部地区居于其中;创新层次高的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才门槛效应。     

基于企业规模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4—2018年在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规模的角度出发,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处于不同企业规模下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较小时,过多的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企业达到中等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大,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会造成企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二者呈倒“N”形关系。研究结论可给企业根据企业发展规模进行研发投入提供较好的启示。     

FDI前向关联与技术创新——东道国研发投入重要吗

本文通过构建FDI前向关联影响东道国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在FDI前向关联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并利用制造业面板数据从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视角,实证分析了FDI前向关联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总体上,FDI前向关联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起到重要作用。从按FDI进入程度分组考察来看,在FDI进入程度高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且随着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在FDI进入程度低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无明显影响,即使提高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水平也没有显著改变。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农业企业的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文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调节效应模型,探究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而资本结构会削弱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高举债的企业需要承担较高的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甚至面临破产危机,使管理者对风险性、收益周期长的研发活动持谨慎态度且很有可能将支持研发的政府补贴用于其他获利更快的生产性活动,造成政府补贴在企业研发活动中的利用率大大降低的负面效果。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国际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7—201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省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应的影响,并控制了各省研发资本、研发人员的投入。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国际研发溢出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资本品的进口。国内研发资本只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人员越多越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改善。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只对东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西部区域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中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本区域内的研发资本投入。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严格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能使进口贸易研发外溢资本,尤其是资本品进口贸易的研发外溢资本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际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FDI、OFDI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对外贸易、FDI、OFDI对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未跨过某一特定门槛值时,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FDI、OFDI未能对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研究还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跨过门槛值,处于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内。这意味着我国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较低,制约了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

中小板是增强市场经济活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在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成本理论、权衡理论等大量相关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结构是否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经过对收集数据的分析得到结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资本结构和企业绩效负相关,把研发投入和资本结构的代理变量交乘项放入方程中进行回归,交乘项显著为负,得出结论:在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关系中,资本结构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创新的市场价值了吗——基于“沪深港通”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的准自然实验,选择2012—2019年沪深两市公司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的PSM-DID模型,探究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企业创新研发向市场价值转化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政策实施促进了企业创新研发向企业价值的转化,提高创新研发投入的转化效率,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地,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在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或信息环境较好的公司更为显著,验证了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对微观经济实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研发投入、行业内R&D溢出与自主创新效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1999—2007)

运用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面板数据,定量评估内资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及行业内R&D溢出对该行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论为:该行业内资企业自身R&D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对其创新产出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技术产业总体的国内技术购买、技术引进及外资企业本土化R&D投入通过研发创新领域相互竞争机制对该行业自主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在消化吸收能力较强的行业中,行业总体国内技术购买水平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存在负向R&D溢出效应。     

政府补助、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

文章选用我国2013—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层次回归法，研究政府补助、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资本结构在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效应作用。同时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更强，对初创期与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比成长期强。文章建议政府应适当加大对创业板企业的资金补助，促进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制药产业R&D投入产出实证分析

选取1996-2008年医药行业数据,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制药产业在研发上各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有,就研发投入的资源要素而言,资本引起产出增长的程度大于劳动引起产出的增加。在现阶段,医药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研发资源的整合,提高整体竞争力。制药产业应继续加大对研发创新各要素的投入水平。     

基于C-D函数的我国医药业上市公司R&D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医药板块5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对研发费用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医药行业中研发投入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医药公司研发投入与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的滞后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两年.本文所得模型还显示我国医药行业的营业收入主要得益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研发投入对绩效的贡献相对较小,即我国医药行业整体技术投入不足,表现出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特征.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进步对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只有跨越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才会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首先在东部地区显现,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政府补贴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案例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政府补贴可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产生影响。以北京市五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分析其在2010-2015年间的研发投入情况、所享受的政府补贴及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所享受的政府补贴力度总体上偏低;政府补贴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同时存在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     

信贷配给、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

我国信贷规模的增长没有带来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和效率的明显变化,其中,由于信贷配给问题的影响,在信贷结构上对企业创新研发的支持不足,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也未在缓解信贷配给问题、影响信贷资金合理配置、提高企业创新研发投资效率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上述推断,本文以我国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信贷配给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资本和劳动)和产出效率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下的差异。结果显示:整体而言,企业信贷配给规模的增加、期限结构的延长,以及信贷成本的下降确实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经营活动要素投入规模的上升和产出效率的提高,其中,相比于对资本要素投入的影响,其对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更加敏感和显著;企业创新产出效率对信贷资源配置成本的变化,要比信贷配置的规模和期限更加敏感。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确实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效率产生了影响。以上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金融服务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要同时关注信贷规模、期限和成本等对企业创新活动不同要素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使信贷支持更加精准、有效;而上述目标的有效实现,还需要有针对性政策影响下的机制引导。     

跨国并购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章文以高技术产业的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效应为研究对象,设计了定量研究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并从中国高技术产业2003～007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由于跨国并购对R&D投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它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从跨国并购到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以研发投入衡量吸收能力,运用文章关于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关系的六个假设命题,将跨国并购对研发投入的作用传导到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