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落红无情物——宋祁《落红》赏析

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让当代人记住了宋祁这个名字，但也让他永久的被归入“词人”的行列。其实宋祁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在宋代文坛崭露头角也是凭着他的诗作。今天我们在这里欣赏的《落红》一诗就是他的成名之作。     

从中国旅行看芥川龙之介思想之变迁

1921年三月下旬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29岁的芥川龙之介集众望于一身，踏上了长达四个月的中国旅行，其所到之处包括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长沙，武汉，郑州，洛阳北京，大同，天津。这是芥川龙之介作家生涯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这个拥有深厚中国古典文化底蕴的年轻日本作家用其特有的洞察力将其所见所感悉心记录，回国后将笔记整理，发表了纪行文《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长江游记》（1924）《北京日记抄》（1925）《稚信一束》（1925），1925年11月将以上纪行文收集起来，命名为《中国游记》，并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改造社出版发行。同他之前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不同，这是芥川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社会，文化，风物，赤裸裸的目睹和观察被列强欺辱下的落后衰颓的近代中国。芥川作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小觑的巨匠，在《中国游记》中的吐露的不满和微词也在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引起了中国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愤懑以及反感。以至于许多被激起民族情绪的中国作家奋笔疾书地发表了颇多关于芥川的否定评价。从上个世界20年代开始，我们对《中国游记》的看法始终否定偏多，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芥川以一个先进国国民的高姿态来俯视被西洋人特别是日本人欺凌下的落后无助的中国，他在故意用挑剔的眼光苛责的语言污蔑中国轻视中国人，歪曲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用当时盛行的“东方主义”趣味来品评中国，这部纪行文集长期以来被视为一把冷漠的利剑，毫不留情的刺痛中国读者的心。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对于《中国游记》的评价逐渐摆脱曾经动荡年代的阴影而趋于客观。很多学者从客观甚至积极的一面看待《中国游记》中流露出的中国观。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征兆，暗示着我们开始跃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克制激进的民族情绪，静下心来更为深刻的阅读理解《中国游记》和芥川字里行间吐露的那些隐晦的情感。他是一位不仅拥有优秀创作才能的作家，而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新理智派”特有的冷静和理性。他不同其他有过中国之旅经历的日本作家，在充斥着“溢美之词”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真实状况的无视和冷漠，芥川在文章中尽管处处皆是讽刺，确是源于对中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对有着深邃智慧和美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憧憬和喜爱。     

多维的精神品质

作为一位瑶族诗人，黄爱平的诗歌里有一种强烈的对瑶族文化血统的追忆，对瑶族文化虚根的抗拒。他的血脉里流淌的是瑶族的血液，瑶族人民苦难深重的历史，注定了他诗歌灵魂的沉重和苍凉。他不断地用诗歌追问、寻觅，试图印证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血统，执著而又迷惘。他在《父亲回家》‘诗中这样发问：“谁是他的父亲／谁给他讲述已经逝去的秋天／讲述鸟巢与河流／劳动与汗水／谁会告诉他／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诗人在急切的追问之下，又说：“父亲……我不认识他／事实上／我也不认识我自己”。诗人对父亲的渴求和追念是那么焦灼迫切，而父亲在他眼里却又那么的模糊。父亲只能在诗人的遥想中出现，作为诗人的自己，却“不知道他的脏脸和烟卷／更不了解／他的酒量和哭泣……”诗中的父亲是一种隐喻，是诗人对瑶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血统日渐失传的伤痛，是对日渐模糊的瑶族特征的沉重喟叹。父亲是根，根的缺失使得诗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变得惶惑而茫然，所以他在诗中说，“事实上／我也不认识我自己。”     

远去的诗人们

梁小斌在去年秋天病倒了。 他59岁了。这些年靠打零工过活，当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人，至今没有医保和社保。他另一个更加永恒的身份是诗人，曾经因为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站在当代诗坛的中心。那时候他才26岁，1980年代刚刚开始。     

《自我之歌》的美国文化精神建构

沃尔特·惠特曼是第一个走向世界文坛的美国诗人,他有着独辟蹊径的勇气和远见,被称作"美国经典的核心"。他批阅几十载,增删八次,泣血之作《草叶集》影响深远,振聋发聩,其中长诗《自我之歌》首屈一指,被认为是全面反映惠特曼精神气质与民主思想的篇章,也是《草叶集》的"草种"。鉴于《自我之歌》的重要性,本文旨在通过对其写作文化大背景的考察,结合文本,深入挖掘跃动的诗行背后隐秘的主题内涵,从而探讨其对美国精神建构的意义以及时至今日依旧宽广的阐释空间。     

冯诚：以诗情引书兴

与现代专精一门的文人学者不同，古人的文化修养讲究诗书兼修，大诗人往往也是大书法家。诗歌与书法，是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精神的双翼，诗心与墨意，承戴着中国文人传统文化的精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冯诚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接续古人传统的诗人书法家。2010年，《人民日报》、《书法报》等媒体相继刊登采访评论这位书法家的专文．     

企业家的价值观应以功效为基础

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学者跟企业家最大的差别是，学者以写一篇文章，讲一句妙语作为人生的目的，而企业家是以实际的东西作为他的目的。能够做成大事的人都是目的感很强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这句话看上去是一句常识，但是这一条没有处理好的人，基本是做不成事的。     

嘉德秋拍 王世襄珍藏再度现身

留在世人印象中的王世襄．永远是一位世家子弟形象。年轻时提气纵鹰二十里．困了累了便找草垛子对付一宿，放浪不羁不循常规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点。然而在这表面现象之下．王先生又是一位认真严谨甚至近乎苛求的学者。世人皆知王世襄对玩涉猎极广．如果说《蟋蟀谱》、《说葫芦》、《北京鸽哨》给人们带来的是闲玩野趣，那么《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中国画论研究》等著作则展现了他作为文物学家的顶级专业性．作为不可多得的文物收藏家．王世襄的每一项收藏都与众不同，这也让他的收藏成为了藏界的代表符号。     

《绿窗新话》平质

《绿窗新话》一般被认为是宋代说话人必备的参考书，甚至被认为就是一部话本集。窃以为，此类看法尚待商榷。《绿窗新话》的性质可能是类书，殆与《侍儿小名录》、《姬侍类偶》诸书性质差近，本来未必是为说话而设，作为话本集，未必是《绿窗新话》编者的本意。其对说话界之影响乃在客观上，而不是编者本意即欲使之成为小说用书。《绿窗新话》中的各篇标题及篇目分合，疑皆非宋本原貌。     

华为的中庸密码

没有人能够看透任正非。跟了他十几年的高管，往往习以为常的是任正非火爆的脾性，一种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劲头，有谁能想到他会把中庸作为他最珍视的东西呢？比如，曾经《华为人报》12年的总编辑周君藏，在他的新书《任正非这个人》中有这样的描写：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An Efficacious Sag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Times——Interview with Dr.Chi Wai Wong

Mr.Liao Zhifeng,the general manager of Seychelles Chinese Products Franchisee Ltd.,also the vice chairman of Africa Reunification Promotion Federation,and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Seychelles China Reunification Federation.     

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他在短时间内由一个阒然无名的“市井棍徒”,摇身变为手眼通天、声势显赫的掌刑千户,金银贿赂自然是其官运亨通的主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门庆进入官场之后,有意识地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向仕宦阶层靠拢,以求获得官僚集团的认同,最终完成了由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     

《聊斋志异·宫梦弼》创作发微

《聊斋志异·宫梦弼》中砖石变成金银的情节来自《泾林续记》、《山堂肆考》或民间传说,借贷难的情节来自《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而主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谋篇布局、小说主题都借鉴了冯梦龙的《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但又自成面目,在似与不似之间,表现了蒲松龄高超的写作技巧。     

吟咏情性与世俗娱乐——论花间词对宫体诗文学功用的承袭

宫体诗的文学功用在于吟咏上滴弈主会的文人，包括一些帝王贵胄的生活感悟，特别是其对女性美的感悟。男性读者们从宫体诗中获得了较高的阅读快感，并由读者进而成为作者，在唱和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花间词的创作，也是为宫廷王室和达官贵族歌舞升平的享乐之风而服务的。在文学功用方面，花间词对宫体诗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受容。     

论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河图》与《伏羲八卦》组合图的发现--对“河出图，洛出书”出处的质疑

近日在民间收藏的广汉地区出土的古蜀国时期的玉器上发现了《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这一发现将颠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证明《河图》的原产地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这一发现再次使人们重新考量中华文明的源头问题。     

Culture's Consequences for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In a recent review of Hofstede's comparative study of business practice and national cultures, 61 works replicating his method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critical four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re ‘largely confirmed’. The only replication of Hofstede's study within IBM (his original sample vehicle) has largely validated the original model some twenty years later. These results seem to confirm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 of Hofstede's work, although his model contains the limitations of all models; the simplification of reality into an understandable form cannot do justice to its complexity.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sequences of Hofstede's work for Hong Kong are reviewed. His proposition that culture and particularly social values influence economic activity and management, which is consequently ‘culture-bound’, is restated and supported by more recent studies.     

瞿秋白《多余的话》:人格解读与价值重估

<多余的话>是研究瞿秋白的一把钥匙,若从政治一隅进行解读,难免产生误解和非议.从完善的人格角度出发,全面考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风格、狱中心态以及作为正常人自然心理的发展,对这篇作为遗嘱的自传进行人格解读,就可以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Shanxi Province New Merchants: Implications and Use in Teaching IB

ABSTRACT

The Jin (Jin refers to Shanxi Province) merchants have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Jin merchants is a business course that investigates Shanxi businessmen and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As a lo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business curriculum of China, this course is taught in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Jin merchants in Toronto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Jin mercha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and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study can promote teach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Jin merchants and provide a chance for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f the Jin merchants.     

Gong Weihai

Gong Weihai, a Shanghai citizen,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Art in Heilongjiang Heihe Normal School in 1972, and became a teacher there. From 1981 to 1984, Gong studied in Luxun Academy of Fine Arts. He learned flower-bird painting from Professor Guo Xihe, and stayed in Guo＇s studio for two years. Besides, he learned figure painting from Professor Xu 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