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信息的增量披露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吗——基于年报问询监管的证据

上市公司的研发信息披露一直是会计准则执行中的难点问题。年报问询监管作为信息披露监管的重要手段能否改善研发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是检验该监管制度经济后果的重要维度。整体而言,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监管会对公司的创新投入产生负向影响,细分年报问询函问题是否与“研发”相关后,发现涉及“研发”问题的年报问询函会对公司的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由于问询监管会对公司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产生不同影响,涉及“研发”问题的年报问询函能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及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而促进相关企业的创新投入。鉴于研究证据和高质量发展对研发创新的倚重,年报问询监管可以对企业的研发信息披露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更多的市场投资者获取更有价值的研发信息。     

管理层激励、R&D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国有上市公司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管理层激励对二者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财务绩效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弱;同时在对企业市场价值(托宾Q值)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关系起到了更加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知识产权资产、研发投入与市场反应

通过整理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项下披露的知识产权资产信息以及研发投入情况,检验知识产权资产与研发投入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资产信息披露对股价有提升作用,在同时考虑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向市场传递价值增量信息。进一步根据企业性质、上市板块、是否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以及专利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市场对知识产权资产和研发投入的反应在不同样本组中表现不同:在研发强度平均水平上,市场对国有上市公司、主板上市公司、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上市公司以及专利数量较多的上市公司在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同时披露知识产权资产信息给予积极的认可;对于没有专利的上市公司,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披露知识产权资产信息会削弱研发投入对股价的积极影响。     

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PSTR实证研究

依据雅各布外部性理论探究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TR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作用；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产生非线性影响；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相关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也不相同；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且突破某一临界值，在更高的研发投入诱导下，中、西部地区相关多样性对辖区企业创新产生更为强烈的正向作用。     

共有股东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企业通过共有股东而相互联结的情况，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共有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行为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共有股东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产权性质弱化了共有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而高新技术行业特征则强化了共有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     

政府补贴、研发策略和创新绩效研究——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研发策略为独特研究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建构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政策与外部技术并购之间的互补性,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即政府补贴推动了企业采用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并举的研发策略,并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以2013~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同时,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创新投入、高新技术资质与成本粘性北大核心

以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国家创新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强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强,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具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中更强,其中在非首次获得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最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研发投入转化为无形资产比重更低和专利数量更多的企业中,成本粘性显著更强。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为加大企业调整成本和管理层乐观预期。     

短债长用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文章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短债长用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债长用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不大,但显著促进了成长期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通过进一步划分产权性质发现,短债长用对成长期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明显.研究结果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筹资、投资战略提供了较好的启示,为新创企业的生存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技术和制度创新驱动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经技术创新驱动影响国有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转型期制度因素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要素市场的进程仍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据此,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同步释放创新活力;坚持政府主导地位,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完善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化建设.     

江苏财政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9年底前在沪深两地上市的江苏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就江苏财政投入对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发现:江苏财政投入对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江苏财政投入尤其是财政科技投入的持续大幅增加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企业的研发活动。但是,由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实力不足,江苏的财政科技投入挤出效应明显,对重点发展产业的企业研发引导作用不够明显。     

激励效应VS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机理研究

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论,且缺乏对财政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机理和传导机制的探索.文章依托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系统分析了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水平,表明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而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外部的财政政策需要通过激励内部的企业经营者增加创新投入,才能实现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创新投入是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和路径机制.     

企业创新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研究

以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创新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其异常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会诱发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而导致异常审计费用增加;异质性检验表明,法制环境和事务所规模是企业创新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重要调节因素,在法制环境较好和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中,企业创新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审计师和相关部门加强企业研发活动审计与监管提供了实证依据。     

融资结构、制度环境与创新能力:微观视阈下的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融资结构、制度环境与创新能力关系的两阶段数理模型,并基于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负二项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环境、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债权融资及债股比通过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表现出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高技术企业更不善于利用债权融资进行创新。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高质量创新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此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在债权和股权中表现出各自的优势。同时,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促进创新产出。进一步,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缓解债权融资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且在良好制度环境下股权融资可以通过研发投入促进创新产出。这为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启示。     

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医药制造业为例

目前，我国生物制药市场从仿制药为主逐渐走向创新药研发为主，创新模式从创新初期的“metoo”“me-better”(1)逐步走向源头创新，源头创新技术难度高，未来利润也高，并且源头创新也会对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伴随着创新药高利润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高研发投入、长研发周期等，这也是创新药和仿制药最大的区别。现在市场对于一些高研发投入、低利润的企业整体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而对于这类企业来说，目前在研管线的成功率和未来价值创造能力还是未知的。基于此，本文将实证检验医药制造业大量的研发投入对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选取2017-2021年我国医药制造业15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当期营业毛利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托宾Q值(2)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     

EVA对央企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沪深证券市场2007年~2012年中央企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VA绩效考核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EVA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对EVA促进研发投入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EVA促进研发投入的作用更为明显;反之则显著性减弱。文章的研究发现丰富了EVA业绩评价体系的经济后果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有效促进公司研发投入水平、提升EVA业绩评价体系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研发投入、税收筹划与企业绩效

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研发投入通常会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呈线性变动关系,区别产权性质后,发现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税收筹划对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要素市场分割与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水平是缓解要素市场分割的重要措施,亦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能。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析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能够通过缓解要素市场分割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基于此,提出超前部署数字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制定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助推我国全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参考。     

政府科技资助对可再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太阳能、风能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政府科技资助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的整体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静态模型还是滞后期模型,政府科技资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可再生能源企业规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可再生能源细分行业来看,政府科技资助对太阳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但是对风能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弱。进而指出应着力于继续推进盈利能力强的可再生能源企业规模扩张,完善风能补贴政策的覆盖面,加大民营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的研发资助力度,加强补助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