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伦理建设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

科技伦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在科技作用日趋关键的当代社会，科技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与进步的迫切需求。科学技术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还有待科技伦理的进一步规范。因此，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技伦理意识养成——科技人员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科技人员伦理意识的强弱与科技活动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之间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凭借其满足市场价值的功能成为拓展市场、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器,加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理性的强殖民性的深刻影响,科技人员的伦理意识淡薄而又难以提高,这成为当前科技人员所面临的挑战。为此,研究科技伦理意识养成,使科技人员在实践中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实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有助于减少技术伦理问题的产生。     

浅析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冲突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伦理的较量,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偏离,并引发激烈冲突。文章重点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内在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力图寻求和揭示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追求的内在价值和新的平衡点。     

科技向善国外研究回顾与展望

科技向善强调科学技术在与社会的关联过程中形成对社会公益和公共价值的关注，反映智能时代科学技术与企业组织实现责任联结的有效方式，对指导新兴科技企业参与良好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计量和文献分析法对986篇外文文献进行梳理，剖析科技向善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过程，并基于2010—2020年文献明确当前和未来科技向善治理场景。研究发现：(1)科技向善在面向社会、科学技术现代性认识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具有社会预见、社会能力和价值尺度内涵特征；(2)在过程层面，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采纳和可持续发展是科技向善实现因素，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体伦理困境合作得以实现；(3)在当前和未来治理场景下，科技向善聚焦于技术治理、组织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     

国家治理视域下科技伦理审查的制度路径

为应对科学研究活动可能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我国建立起以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主体的伦理审查制度。由于制度安排及体制机制存在先天不足与运行梗阻,运行中针对审查权缺乏有效监管,伦理审查未能达到预期风险防范效果,反而屡屡曝出有违伦理道德的学术丑闻。分析科技伦理审查的价值以及伦理审查制度安排的不足,最后提出,基于伦理审查较强的公权属性与公益目标价值,应以确立“风险预防”为核心的更加审慎的审查原则,优化审查主体建制模式,强化对伦理审查的监督与制约,以及加快伦理审查统合性立法进程,作为伦理审查制度完善走向,为科技发展扎紧伦理“篱笆”,推动科学技术“向善”良性发展。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技术创新中的伦理制约因素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技术创新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科技像“潘多拉魔盒”装了很多东西,有时释放出来使用,未必产生好效果,相反还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而技术创新正是释放科技这个“魔盒”的“祸首”。     

现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新特点与化解思路

科学技术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繁荣的同时,技术失控和管理漏洞常常造成技术事故或技术灾难。通过分析现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新特点,提出应从健全法律制度、完善科技伦理、提高科技工作者道德修养、坚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引导和规范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的民主文化分析与审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民主文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它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民主的政治体制、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平等理念的价值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内涵着丰富的民主文化意蕴,由科技发展所形成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有着内在的相通性,科技发展促使公众的民主素质不断提高,催生了权利本位的民主理念。我们应该树立符合民主文化精神和要求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和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促进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

科技发展与法律规制存在步伐不匹配性,这为通由伦理学方法解决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制度建构需求。科技伦理由哲学理论学科或概念发展为一种治理机制,源于科技治理体制在科技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进行制度探索。科技伦理治理以解决伦理困境为目标,对科技伦理的影响进行探寻与反思,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指引。科技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享有不同治理逻辑,二者关系调和是科技治理体系完善的重点。科技伦理治理模式特征体现为适应性治理与软法规制,有必要通过适度法制化路径提升伦理治理效率。适度法制化路径应当坚持两个原则：审慎使用实体权利—义务规范方式规定伦理问题,推动法律通过规范程序方式促进伦理反思;建立法律规则、行政指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完善风险交流机制与伦理共识达成机制,增强伦理原则执行力。     

论和谐视野下的科技伦理建设

科技伦理的构建是应对科技活动带来的负效应和人类进入风险社会这一客观事实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科技伦理问题虽然已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当前仍面临着科技伦理调节不力和科技伦理自身发展相对滞后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技伦理的非强制性和科技活动主体行为的过分功利性。据此,当前科技伦理建设必须明确其价值取向,以增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为重点,不断推进科技伦理创新,保证科技伦理建设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英国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参与重大科学议题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对疯牛病和转基因食品等涉及社会和伦理问题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争议。英国朝野开始考虑如何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英国政府在发展科学技术中，特别是在发展新技术中，也不仅仅关注在社会上广泛普及科学知识，而且特别重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引起社会广大公众质疑的科技进程，政府不是限制公众发表意见，     

伦理视野下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从伦理的角度看,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管理目的认识、科技人力资源价值认识、伦理价值认识和管理伦理实践等方面的问题。结合现实情况,提出树立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管理价值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员工价值观。确立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原则和规范,以及积极保障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实践等措施。 ?     

科技-伦理和谐生态视阈中之“科技禁区”探析

科技与伦理之间难以辩证互动是科技禁区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症结所在,也是科技伦理概念难以成立和科技伦理学难以成学的要因之一。从科技-伦理的和谐生态理念来看,"科技禁区"命题在形上层面至少关涉到科技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两个不同的思想维度。这就决定了应当且必须基于二者各自的合理性限度,于超越而涵摄的科技-伦理生态中审慎界划科技禁区,并通过与其它文化要素的动态制衡,最终实现整个文明的和谐构建。如此整合而成的禁区,才会在现实中促进而非遏制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的法治因应与逻辑转换——由生物技术科技伦理规制问题展开

针对新兴技术的科技伦理治理,关键在于健全的法治保障,而法治手段主要包括基于私领域市场调节功能的民法手段、基于刑事处罚的刑法手段、基于行政管制的行政法手段。其中,行政法模式应当成为通过科技伦理规制科研活动常态化的有效手段,而现行科技伦理的行政规制模式存在过度依赖行政命令、行政法律主体范围受限、对科技风险预防不足以及多元共治相关制度缺失的问题。通过分析传统科技伦理行政规制模式的缺憾和不足,提出建立多元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     

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及应对策略

在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中央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决策与国务院科技奖励立法之间规范不一致的问题，该问题衍生出省级以下地方行政机关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研究发现，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的规范冲突是国家逻辑、绩效逻辑、行业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充分发挥地方科技奖励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应当明确中央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决策的优先效力，通过行政解释或者备案审查机制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有效衔接，通过立法清理机制实现地方科学技术奖设立规范的协调统一。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澳大利亚实践与启示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字科技逐渐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应地,在数字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愈发明显。作为较早的践行者,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能为我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本文对澳大利亚政府、行业组织与协会、大学与研究机构、社会媒体、企业五大监管主体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解构了澳大利亚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获取自由与消费者数据权利、人工智能道德与负责任人工智能研发三大重点议题的政策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澳大利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四大制度安排,即制定战略目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建设能力、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最后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构建多层次的治理框架、明确伦理监重点、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重视数字科技伦理教育。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企业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与人才流动——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与绩效》

正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房宏君撰写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与绩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ISBN:9787516701447)一书,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理论阐述了企业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基本知识,分析了企业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中常见问题。该书结合企业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证分析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开发了企业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测量表,构建了管理伦理理论框架,提出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探讨了员工职业生涯管理,总结了科技人才资源流动模式和影响因素。     

发达国家重视科普工作

随着人类从后工业时代步入知识社会，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现，人们对科学技术怀有很高的期望，希望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美好的未来，但同时人们对科学技术也充满了不解和恐惧，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理，加之科学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一般公众很难把握科技问题的实质，看清其现状、未来的发展及对各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至于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无法形成正确、独立的看法和评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广大民众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来，与科学界进行对话，以期就科技问题达成广泛的社会一致，从SO年代中期开始，在英、美、澳等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