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LMDI 分解法将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3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2001－201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8.98％,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CO2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CO2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环境投入产出研究方法测算我国出口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和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利用SDA与LMDI分解法相结合的方法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解为四个影响因素,分别分析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出要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避免出口资源类产品,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建立合理的碳排放机制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湖南省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但有关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文章依据IPCC2006碳排放测算模型、投入产出法对湖南省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实证评估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省2007-2017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41.63亿吨上升到2017年的95.00亿吨;分部门看,2012年和2017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稳定在前列,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较多的有金属矿、煤炭采选产品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2)影响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因素依据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直接碳排放系数因素、出口（进口）向量因素和中间投入系数因素。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欧贸易隐含碳及政策启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虽然欧盟一直是节能减排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如果欧盟各国通过减少国内生产,增加从中国的进口而实现其减排目标,则其承诺将是毫无意义的。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欧贸易隐含碳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0年,中国对欧盟净出口隐含碳占到中国总排放量的3.07%～8.41%;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是它们却不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因此,欧盟应对中国的部分碳排放负责,中国则需加大低碳技术的应用,改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     

中国消费碳排放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的生产排放、消费排放、出口排放及进口排放,并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对消费排放与出口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生产排放量与消费排放量分别从405509.15MT与407266.16MT增加至602281.91MT与573106.09MT。除2002年外,其余年份生产排放量都大于消费排放量,缘由在于此间出口含碳量都大于进口含碳量。分解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国内最终需求规模和进口规模的扩张是消费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出口规模是出口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最终消费及中间产品的需求逐步趋向于高碳排放产品,中间投入技术呈一定进步趋势,但能源效率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能源结构和出口结构仍不够理想。     

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与发展结构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也在不断的增长,本文旨是先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和隐含碳的基本概况,接着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的计算方法,最后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发展结构。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分别基于不同分解层次(3个产业、8个主要部门、43个子部门)以及短期(1994-2008年)、长期(1980-2008年)两个时间段来考察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产出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是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则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部门结构细分程度越高,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的解释力越弱,而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强;长期内产出效应、技术效应对于碳排放的解释力均下降,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大幅度提高;此外,我们发现能源结构效应、能源价格与GDP和碳排放之间的去耦指数正相关.     

中国成品油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二阶KLEM(即资本、劳动、能源、原料)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本文将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的需求增长分解为各种驱动因素的加权平均贡献之和。研究结果表明:1997-2007年,导致全社会四种成品油需求增长10 200万吨的正向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为国内最终需求因素(165.9%)、国内中间需求因素(28.3%)和出口贸易因素(94.5%),负向驱动因素为技术进步因素(-178.6%)和进口替代因素(-10.0%)。     

碳排放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文采用Kaya恒等式对1997—2008年这11年的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进行计算,通过单位根、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产品中碳排放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并从碳标签、碳关税和碳排放权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出口产品中大量的碳排放对今后我国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失衡度分析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一个测算中澳两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分别运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两国贸易商品的碳排放系数,并采用两国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对中国"碳排放"的净影响。研究发现,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国在中澳贸易中由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隐含碳净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中澳贸易向其转移了碳排放,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文章最后分析了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从行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低碳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面对低碳经济的外部约束,对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法建立经济模型,估算了江苏省1997-2007年间12个主要制造业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量,并对各产业两阶段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结果显示: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结构效应更为显著,对进一步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变化研究

文章基于2002—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从总体、26个产品部门以及三次产业视角测度中国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但其数值都远远大于1,这表明中国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肮脏",中国成为全球转移碳排放的"污染避难所";26个产品部门的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都大于1,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且稳居前两位,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排名后三位;第一产业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除2002年小于第三产业外,其余年份均大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且呈逐年上涨态势,第二和第三产业则是先增加后减小,但第三产业减小趋势更为明显。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隐含碳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产品隐含碳含量的角度出发,通过贸易隐含碳模型,测度并划分了高、中、低隐含碳部门。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在四种碳关税征收情境下,高、中、低隐含碳产品在出口额、出口价格、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与碳关税税率的关系。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隐含碳部门优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贸易多边发展的系列政策建议。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印度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采用双边投入产出模型,基于技术异质性假设,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印度1995-2009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并使用SDA模型对其出口隐含碳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印度出口隐含碳在1995-2009年间增长迅速,由115Mt增长至725Mt,增长了530%;进口隐含碳也在不断增加,由39Mt增长至215Mt,增长了451%;印度是一个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国。因素分解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是印度出口贸易隐含碳增长的主导因素;结构效应有助于印度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减少,但是影响相对较小。最后,本文对印度减少出口贸易隐含碳和中印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产业链视角下实例测算

本文改进投入产出(IO)模型推导行业部门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不同统计口径的隐含CO2计算公式,利用能源实物消耗量及排放系数直接测算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分析我国29个行业部门贸易平衡条件下贸易隐含碳,再以行业产出增加值为指标确定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比例,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共担责任分配模型,测算代表性行业CO2排放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责任原则下可能结果。研究结果证实我国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隐含CO2排放量占比都较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化学工业三个行业在共担责任原则下有约30%责任应该由国外消费者承担。本文最后提出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合作,倡导建立新的CO2排放责任分担原则及具体测算指标体系;中国需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贸易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