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与厂商实施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强制性和自愿性食品安全规制措施对于厂商、政府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由于食品的信任特征和在国内产品责任制度的不完善,食品安全规制很难被厂商自愿地实施.通过博弈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建立有效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培养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是刺激厂商服从食品安全规制的有效手段,同时,培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和加强政府强制监管,也是刺激厂商自愿采取食品安全规制措施的动机.     

在平行进口条件下的一个进口配额保护模型

在平行进口条件下,文章构造了一个进口配额保护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发现,与我们的常识相反的是:这种进口保护反而有助于提高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究其原因是,进口配额能够诱导生产厂商进行降低成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这既能够提高厂商的利润,又能够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从而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另外,文章发现进口配额比进口关税更能改善平行进口输入国的社会总福利.     

南方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南方企业自主创新

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南北贸易模型,讨论了南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南北双方福利的影响。在模型中,南方政府内生决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北方厂商内生决定研发投资水平和市场竞争策略,南方厂商内生决定自主创新或模仿。研究发现:南方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北方存在差异;当南方厂商模仿北方厂商的技术时,南方执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北方福利和南方福利都造成损害;当南方厂商的创新效率较高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励南方厂商进行自主创新、改善南方福利。     

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行为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监管不力,监督滞后,无法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文章从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如何强化自己的监管行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研究

在我国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背景下,煤炭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件数量并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这就使得加强和创新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纵观我国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的现状,不难发现在监管主体方面过于倚重政府,长期忽视了企业和社会的参与。文章提出构建一个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同参与的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社会层面三个角度阐述了监管机制的运行保障措施,从而更好地推动煤炭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考虑网络外部性的信息产品定价与政府反盗版政策研究

网络外部性是信息产品的重要特性.从消费者效用函数出发,通过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网络效应对信息产品垄断市场上正版厂商、盗版厂商、消费者及政府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外部性不改变正版厂商和盗版厂商的均衡定价,但提高了厂商的市场覆盖率,使厂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增加.研究还表明,网络外部性会影响政府反盗版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反盗版的难度增加、成本上升,并加大了使盗版厂商退出市场所需的最小监管力度.政府在制定反盗版政策时应考虑网络效应对市场及政策实施的影响.     

消费者寻求多样化、拥塞效应和厂商歧视 定价竞争

在一些同时存在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和拥塞效应的行业,寡头厂商广泛使用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进行歧视定价的商业模式,文章建立了动态博弈模型针对这类行业和商业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厂商实施歧视定价源于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而且消费者寻求多样化和拥塞效应会导致厂商每一期产生"默契合谋".与统一定价相比,歧视定价会增加消费者福利,降低社会总福利.进一步的定价策略选择研究发现,寡头厂商都会选择获利较少的歧视性定价策略,陷入"囚徒困境"的境地.对于文章所研究的行业,厂商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积极使用这种定价策略,而公共政策不应过多地干预.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相关者责任: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维度的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进程中,政府监管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自律以及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正确认知也不可或缺,因此,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相关者责任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该体系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建立规制、提供信息为相关者提供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企业的责任主要是建立有助于实现自律并提高社会信任度的保障体系,消费者的责任主要是正确认知并理性表达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意愿。     

提高最低质量标准真的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吗*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纵向质量差异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了最低质量标准政策对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及其福利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质量标准政策的效果会极大地受到企业之间技术差距和政府监管效率的制约，并且对不同企业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在国内外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背景下，政府在实施最低质量标准政策时会遭遇降低质量标准或者放松监管的两难困境，并且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不同的厂商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监管效率的同时，缩小国内外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     

试论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政府责任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起极其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政府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致使不法分子利欲熏心,企业缺乏诚信,在社会中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从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过程,分析了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政府责任首当其冲的观点,认为必须以人为本地、把好入“口”关,通过完善法制,加强全程质量管理,重视事前监管、舆论监管,树立社会正气等方法,深层次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自觉回馈还是战略选择

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关键高管的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数据,实证检验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和公众责任,但对政府责任、员工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除政府责任外,对企业其他维度的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具有战略选择现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监管。     

灾害风险、福利损失与政府最优救助计划

本文在考虑灾害风险冲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消费者—政府随机决策模型、权衡福利与财政的得失和理论推演,得到政府最优救灾规模的多维边界。具体救助规模由刻画灾害风险福利损失的各参数内生决定。具体而言,灾害损失程度是导致灾害救助需求加重的直接原因;而消费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则会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灾害救助的需求;资本的留存情况和形成效率可减轻政府救灾的压力;灾害发生频率虽不影响最优救助规模,但会对整个社会福利产生消极影响。据此,加强灾前防御、普及灾害科普知识以及提高灾害资金运作效率,可达到减轻救助支出负担、提升灾害救助效果、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的目的。本文展示了如何设计灾害救助的最优规模,以与实际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动态挂钩。     

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缺失

医疗保障是国家保障社会成员医疗及健康的公共制度和政策。在医疗保障中,政府本应当承担保障公共卫生、维护居民健康权益、增加卫生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监管等重要职责,但我国医疗保障中在立法、医疗卫生规划和医疗资源配置、政府投入、政府监管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政府责任缺失。责任缺失造成的危害构成了强化医疗保障中政府责任的依据。只有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改变我国政府医疗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状况。     

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相关各方的重视，社会责任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涵义。如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慈善捐献、劳工福利；60年代提出的改善空气和水质量；70年代的保护消费者协会权益等。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同时，主动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监管的几点看法

文章以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并从社会优化选择的角度,提出理性的会计监管是确保资本市场提供充分信息的重要手段。与民间自律相比,政府主导的独自监管模式在解决市场失灵,提高信息质量方面更具有优势。会计信息质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会计信息提供者诚实守信;二是监管者严格执法。在现实情况下,主要应当加强会计监管,尤其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会计监管。政府会计监管的范围,一是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二是国有单位的会计信息。要转变政府职能,对市场主体的会计监管主要通过法律委托会计中介机构承担,政府部门对会计中介机构行使再监督的职能;要明确政府会计监管的责任,如果监管部门实行监督检查后仍出现重大问题,应追究监管者的失职责任。     

从食品行业浅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基于动态博弈模型

在食品行业中,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缺失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往往酿成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是市场经济多方行为主体博弈的结果。围绕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监管的关系,笔者建立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政府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监管作用,并探讨有效提高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概率的途径。     

保障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刍议——兼反思上海"11·15"特大火灾

目前我国高层建筑数量越来越多,消防安全形势严峻.要保障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就需要各个责任主体共同努力: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加强消防安全监管力度;高层建筑的消防功能要进一步改善;居民要强化火灾防范意识,提高防灾避险能力.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食品企业自身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构建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研究了食品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监管的完善程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其中处罚力度和正向激励对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影响较大,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政府处罚的差距小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累积效应收益时,企业才期望实现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改善食品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建议。     

企业逆向物流活动的博弈分析

近年来人们对逆向物流活动的关注程度有所增加。本文认为．企业是否实施逆向物流实际上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孝、消费孝与消费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场多方博弈，是否实施逆向物流活动正是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博弈的结果。只有企业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并严格监管，消费者提高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才能使逆向物流活动顺利实施。     

动物福利认知与居民食品安全

农场动物福利不仅是伦理问题,还关乎食品安全。文章将农场动物福利纳入食品安全议题之内,考察了消费者的农场动物福利认知对其支付意愿及政策诉求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当前我国消费者对农场动物福利认知还不充分,但仍有81.42%的消费者对农场动物福利存在一定的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溢价达19.24%,消费者关于农场动物福利的认知对其农场动物福利支付意愿及政策诉求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表明,我国已存在通过市场激励手段或是政府规制手段改善农场动物福利,进而提升居民食品安全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