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提供了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企业融资、投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地方政府债务率偏高已成为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并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尤其是债务资本成本显著上升;投资行为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率上升使得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显著缩小,并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机会,其中,民营企业、弱政企关联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和法治环境程度低地区的企业、PPP非鼓励性行业中的企业受到所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影响更大,整体债务层级中的县级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最大;进一步从企业发展来看,地方政府杠杆率的过快上升,会加剧所在地区民营企业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企业经营绩效受到不利影响。管控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县级政府债务,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完善法治环境,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改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转变为"引致"效应。     

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补贴——基于官员谨慎动机的新发现

基于地方官员任期与财政补贴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数据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前期会减少对辖区内企业的补贴力度,任期中后期会增加财政补贴规模。地方官员上任初期,出于谨慎动机,需要先了解当地企业的情况再作出补贴决策,因此会暂时减少财政补贴。这一谨慎性主要表现在非本地晋升和晋升激励程度小的官员样本中。减少财政补贴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非重点补贴行业企业。     

政治周期、官员任期与房地产投资

政治周期透过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基于2002-2010年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检验地方官员任期对房地产投资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以官员更替为标志的中国地方政治周期对房地产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换届效应,随着地方官员任期的增加,房地产投资额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倒U型关系...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中国式政治预算周期

中国地方官员的职务任期具有非固定性。非固定任期制既催生地方官员短视投资行为,又促使地方官员依据任职预期、晋升机会等因素在不同任职年份采取差别性财政投资政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省委书记和省级经济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任职第1年书记、换届前1年书记积极扩大基建投资,基建投资表现出"新官上任效应"和"换届激励效应",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预期周期;文教科卫投资则不存在上述效应。本研究揭示出,中国式政治预算周期是非固定任期制下地方官员理性选择财政投资政策的结果。为熨平基建投资剧烈波动,应规范官员任期制度、推进水平监督机制建设。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证据(CPES)

如何在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中寻找一个适宜状态,实现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家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本文的研究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政企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而且还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为企业进行"二元"战略互动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创新”抑或“关系”？ 儒家文化视角下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研究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调整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并谋求长期发展？基于儒家文化视角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以中国私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社会资本降低了企业的资源约束,但也“绑架”企业持续进行关系投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战略和关系战略。儒家文化则规制了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削弱了关系战略。进一步研究发现,竞争激烈的环境更容易激发企业的战略变革,但外来文化冲击导致的文化冲突削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社会资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支持了民营企业的战略投入。以上结果经过工具变量回归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上述发现拓展了非正式制度下企业行为的研究,为解释中国情境下民营企业的战略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绩推动、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扩张

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是造成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以2004-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分析了地市级政府面临的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政治关联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政绩压力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地方政府政绩压力影响辖内民营企业投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越大时,辖内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政治关联弱化了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时,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地方性政治关联对政绩压力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的弱化作用更为显著。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增大时,地方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动机推动非管制行业民营企业扩张投资。信贷资源在政绩压力影响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投资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的相关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推动企业投资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以及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文化企业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持是影响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因素.文章首先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分为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和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 ,在此基础上使用178家江苏地区文化企业实地调研数据 ,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具有正向影响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的作用明显大于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 ,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决定是否对文化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时 ,明显淡化了以往侧重于通过行政权力主导补贴资金的传统做法 ,而更多地遵循了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公共财政资源的原则.     

Status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G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On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status incentives on charitable giving by exploit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during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n 2002 tha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tatu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exogenous changes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rporate giving of their privately owned firms. The findings are robust when we use different samples of the data and when we control for a large set of entrepreneurs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Political Connections,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Risk-Taking — Evidence From China

Suffici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under strong government regulations suff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which not only leads to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and loss of innovation, but also les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behavior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in 200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new policies to regulate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currently holding the position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firms. We sample publicly listed firms in the Chinese A-share market over the period of 2005–2010 and investigate changes in risk-taking behavior due to the new policie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reduc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y encourage risk-taking behavior subject to the factors of state ownership, industry regulations, local government control, and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

本文从产权逻辑来诠释 2 0 0 3年以来的投资膨胀。文章认为 ,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 ,土地和信贷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给出市场定价 ,客观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的存在。当经济景气时 ,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关键的生产要素 ,从而导致投资的非理性膨胀 ,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带来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从根源上讲 ,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本质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因而 ,本文提出的相应政策含义是 ,在短期内主要以经济杠杆来控制总量 ;在中长期应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产权改革。     

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背后: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基于资本投资视角的经验研究

以往的研究为政治联系带来的"扶持之手"提供了较多证据,而文章从资本投资视角探讨民营企业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掠夺之手"的侵害,虽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但却表现为较低的投资效率,并且不利于企业R&D投资;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掠夺之手"则未显著出现。文章认为,从资本投资角度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构建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弊大于利。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Tax Disincentive: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axes influence corporate investment behavior. Based on a census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 utilize a tax-adjusted q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axe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tax rate has a relatively small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firm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e extend the tax-adjusted q model to control for the lagged investment effect and peer effect of investment. Models with these effects do better at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taxes on firms’ investment. The lagged investment models present smaller but significant tax disincentive. Firms compete for investment with other firms both in the same region and in the same industry through peer effect. In addition, the tax disincentive differs among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 China.     

改善西部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几点设想

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和投入，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为此，提出了下述设想：建立信用保障机构和资信评估体系以增强民营企业的信用程度；规范民间信用，建立为西部民营企业和西部开发服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应发挥其信贷资金主渠道作用，积极为西部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与此相适应，西部民营企业要转变观念，提高企业信誉，向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