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私有财产”—不仅是为了保护私有经济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财产的安全，而且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正常正常秩序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见，最早是在１99３年，由于光远、杜润生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带有基础性的意义，因此也写章呼吁在修改宪法时，明确地写上“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近些年来，在“两会”期间，萧灼基同志和全国工商联等在正式发言和提案中，同样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建议，获得许多人的赞成。至于许多私营企业家，更是一再呼吁保护私有财产。     

聚焦“原罪”

对于河北省政法委来说，或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经由他们之手制定、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旨在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一纸文件，会在面世之后引来如此之多的关注与激烈的争议。     

关于"原罪"的矫情与做秀

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颁布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河北政法系统的同志甚至更高层的领导应该意识到这份“特赦令”将会产生的冲击波，还偏偏要在媒体并不太知晓的情况下，在今年1月9日河北省“两会”期间“透露”出来。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的追击已经令到政法委的同志不胜其烦、始料不及。     

“商人红顶化”之忧

商人从政，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商界名人胡雪岩可谓一代宗师：他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他延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两征，他等粮械、借洋款，功匹前敌。几经折腾，在左宗棠的保荐下，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于时官居二品的红顶商人。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生意遍布各个行业，将钱挣得一塌糊涂。     

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对我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影响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易程度的因素。我们发现，私营企业在财产权受到侵蚀和面临政策歧视的情况下获得银行贷款比较困难，此外，私营企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自我保护有助于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我们还发现，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借款方道德风险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私营企业比较容易得到贷款。     

黄孟复:民营企业家有"原罪"是个"伪命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近日表示,所谓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这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 黄孟复指出,“原罪”本来是基督教一个教义,按照这种说法,人类生来有罪,扁及全体,也无法自救。如果将这样的概念借用过来,套在民营企     

子虚乌有的“原罪”问题

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促生了企业家阶层,他们既有万贯家财,又有动人的创业故事,甚至还有实业救国的宏大报负。然而,他们的内心似乎并不平静,以致“裸捐”者前赴后继,原因却仅仅是那个子虚乌有的“原罪”问题。     

2003中国富豪沉浮透视

2003年，对于进入“青春期”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上海首富”周正毅落马，“中原首富”乔金岭自杀，新疆啤酒花老板艾克拉木神秘“蒸发”，蜀中巨富刘汉刚上财富榜、旋即上公堂，还有杨斌的被判、李海仓的被杀……     

企业家群体需要忏悔！

评价这个群体当然不能无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但是也绝不能把一切罪孽都推到社会环境上去！     

家族制企业的“二次创业”

作为一种企业制度的家族制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善、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制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因此，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企业组织结构创新和产权制度创新等途径能加快和实现家族制企业的“二次创业”。     

以历史的宽容看待民企的“原罪”

2006年11月2日《,福布斯》2006中国富豪榜正式发布,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0493.HK,下称“国美”)董事长、鹏润地产董事长黄光裕以人民币180.9亿元资产居首。而此前不久,包括黄氏兄弟在内的29人以及“两系”旗下的39家公司,被中国政府列入摸查名单。初步官方调查结果显示,民营的     

何享健的“美的”哲学

8月25日,美的集团低调完成“交接班”。不同于民企普遍的“子承父业”,70岁的民营企业家何享健将集团董事长的权杖交给了45岁的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这标志着这家位于广东顺德、资产超过千亿元的家电巨头正式全面迈入了职业经理人掌控的时代,开了中国现代企业传承的先河。     

发现企业家--企业家成长的组织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在中国,对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呼声不断。那么,我们期待的更多的职业经理人从哪里来?我们期待的更多的“大牌”经理人将从哪里诞生?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有助于企业家培养的组织设想,即建立与律师事务所或与唱片公司类似的“经理人俱乐部”。     

职业经理人，是“鸳鸯”还是“犀鸟”

企业在两权分立中运作,离不开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联姻”,这就涉及到所有者对职业经理人的认识,职业经理人是否忠贞不二也时时面临着考验。那么职业经理人到底是“鸳鸯”还是“犀鸟”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职业经理人的“成功相”。     

再说“原罪”

黄光裕案尘埃落定了,他的罪与罚是时代的缩影,映射出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痛定思痛,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层面,去反思“黄光裕现象”。     

制度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下,即使是在发达地区的边远地带这种情况也不例外,如经济发达的广东西部、江苏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在整体已经解决三农问题的区域中,它们无一例外是处于紧靠经济开发区、特区和中心城市的边缘地带,它们通过这些经济增长带的辐射、拉动效应及产业外溢效应等实现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农民通过被动参与乡村工业化、     

解决国企“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几点认识

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企业的经营者摆脱了所有者的监控和约束，享有自由的处置权力，为实现经营者的利益最大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侵蚀和损害所有者的权益，实际上变成了“经理企业”。这是我国深化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个较为普遍的一种倾向和现象，是造成国企经济     

卷首语

刚刚通过的《物权法》是今年“两会”万众瞩目的焦点之一,从1993年起草,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以来,《物权法》修改之细、争议之多、酝酿之充分,被很多专家称为“刷新了中国立法史的多项纪录”。经反复雕琢,充分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共识,《物权法》在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瓜熟蒂落”,高票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