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

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如此富裕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在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本文依赖"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对此做了解释。文章首先发现了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后给出了对这一关系的理论解释。文章认为,出现这个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敏感。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近年来的持续下降可以由资本形成过快、从而投资收益出现持续恶化来解释。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短期)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这意味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严重制约。     

资本形成、融资偏好与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资本形成的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主导型模式、转轨体制下银行主导模式和市场经济下多元化阶段。我国的资本形成比率和经济增长率形成了显著的剪刀差,资本-产出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出现这个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敏感。这意味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严重制约。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却在下降,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这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违背。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资本流动中的证券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减弱它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资本流动中证券化和中介化的安排，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解释。尤其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改革困难的解决，急需证券化的资本流动来推动，它在目前的中国资本形成和市场化产权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证券化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完善中国证券市场极为关键。     

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30多年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始终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形成率较高。但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相违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投资率的提高仅仅只能提高人均稳态产出水平,不具有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从上市公司绩效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肛主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Rawski(2001)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错误地将经济规模指标与孕利指标相比较，错误地将净资产收益率等孕利指标等同于企业经营绩效，无视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孕利水平下降，企业绩效（资本孕利和资本成本之差）提高，我国企业在孕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持续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成本的下降，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悖论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一般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中国经济2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应该说,中国不会有失业问题。但从下表和图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即就业增长弹性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受到了抑制。     

中国工资、经济增长、人口与失业之间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工资、经济增长、人口和失业之间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协整性和序列相关性检验和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失业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下降1．36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下降0．05个百分点。     

货币扩张、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制度创新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持续利用扩张性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最终将会把经济带入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的状态 ,即滞胀状态。这是被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证实的结论。然而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发现 ,在中国经济中消费物价指数和货币指数 (狭义货币指数和广义货币指数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这说明从长时段的角度看 ,货币是消费物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短期看 ,货币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增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一年 ,影响程度是基础货币增长率的 3 2 % ;第二阶段是由新增基础货币所导致的新增广义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两年四个月 ,影响程度是新增广义货币增长率的 2 5 3 %。只要能够持续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 ,那么在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利用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原因是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会大大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     

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的扩展

本文通过对费雪方程式的一般化抽象,将经济增长与流通速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到了流通方程式.根据流通方程式,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各自存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一系列数学变换,对索洛经济增长解释框架进行了扩展,得到了新的经济增长决定函数.该决定函数提示了流通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在要素增长率特别是技术进步存量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社会流通速度的增长率.本文还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流通速度增长率的构成,认为制度环境状况、交通基础设施(装备)条件、社会交易总量和信息技术状况是流通速度增长率的最终决定因素.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工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能满足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转变这一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分岐很大的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运用实证方法分析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明确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作用，本文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学术观点，并且构建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以色列的经济及启示

以色列国近二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此运用几种经济增长理论对以色列经济增长现实给予合理的解释,证实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这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际的借鉴意义。     

消费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金融信用危机爆发、国外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平稳增长的首要因素。笔者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分城镇和农村研究了消费构成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消费增加1%,当期经济增长提高0.7个百分点;前一期消费与本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镇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消费并不满足这一结论。     

通货紧缩、有效降价与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若干特点的分析

文章对近年来中国物价水平下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试图根据经济理论和可利用的经验数据说明 ,1 996— 1 999年的物价水平下降 ,主要是由于“信贷萎缩”、需求增长率下降所引起的 ,伴随着投资增长率的下降 ,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 ;而 2 0 0 1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提高的现象 ,需要用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的因素来加以解释 ,属于“有效降价” ,与西方经济在 1 8— 1 9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低物价、高增长具有相似之处。文章还对相应的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     

文化资本、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兼及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本文回顾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发现围绕文化资本来解释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以及讨论它们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适应文化资本的制度转轨才是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因此,文化资本中的市场观念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激发,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最后基于结论从文化资本理论出发,兼述地域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的增长———ＧＤＰ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从ＧＤＰ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ＥＶＡ）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波动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后的RBC模型

本以中国经济五十年(1952-2001年)实际经济数据为背景。在基本RBC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内生人力资本利用率从根本上揭示了经济增长波动的内在传播机制。本指出传统的单纯以物质资本利用率为基础解释波动机制的观点不足以充分解释波动的形成。而在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利用率之后．连同物质资本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波动机制的形成。     

我国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瑟尔沃模型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外部国际收支失衡的现象.文章根据1980-2008年间中国与他国相关数据,采用瑟尔沃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据此,文章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