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市场竞争与寿险公司违规：“诱导”还是“治理”？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寿险公司和原银保监会披露的保险业监管处罚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对寿险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寿险市场中竞争压力能够显著抑制违规,符合“竞争—治理”假说,且以上关系在寿险公司为中资公司、业务地区集中度较低以及偿付能力波动较小时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声誉机制是市场竞争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潜在渠道,银保监会合并成立使市场竞争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有效,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类和业务经营类违规行为都存在显著治理作用。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应有效监管

公司法人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从狭义上讲，公司法人治理的实质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权利分配与监督。涉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之间的组织结构，公司权利尤其是控制权的制度安排和权利制衡是其核心所在。从广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不限于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不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还涉及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社区和政府等在内的社会责任问题。这里，我们讨论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的形式和手段，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经理人员以及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为核心，构造的一套科学的自我约束、相互制衡的监督、激励和决策机制。     

卖空机制、双重治理与公司违规——基于市场化治理视角的实证检验

不同于以往基于制度监管或内部治理视角的研究,本文从市场化治理视角探讨了卖空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效应.采用部分可观测Bivariable Probit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卖空机制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违规倾向,提升了违规稽查概率,且缩短了违规稽查时间.同时,标的公司违规发生年份的融券力度明显增加,这表明卖空者确实具有信息优势且对违规行为更为敏感.机制检验揭示,卖空机制通过治理效率和信息效率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发挥双重治理作用,即卖空机制强化了内部治理中大股东和独立董事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干预,从而抑制了事前违规倾向;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市场中的分析师关注及违规负面信息传播效率,进而提升了事后违规稽查概率.本文还发现,卖空机制的违规治理效果受到违规监管环境(法制监管、内部控制和行业违规)和标的公司个体特征(公司成长性、市值规模和股价波动性)的调节作用影响.     

保险业的“深圳速度”——深圳保险业30年回顾与展望

自1980年,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速度＂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完成巨变的一个＂生动缩影＂。30年来,＂深圳速度＂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奇迹也在不断创造着。30年来,深圳市保险业在为＂深圳模式＂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发展的＂深圳速度＂。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监管实践与思考

健康、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对银行持续科学发展至关重要.近些年,在监管部门的督导引领下,在其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成效明显,为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捐献门”下的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研究——以公司董事会治理为视角

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目前已得到各国的认同,我国公司法中亦有明确规定。但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与公司治理相冲突。应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入手保证公司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合理承担社会责任。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是改善公司治理关键之一,通过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是调和我国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间的矛盾是路径之一。     

公司内部治理与IPO超募资金的使用——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本文在对2006~2010年深市A股市场上市公司IPO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刻画的基础上,探讨公司内部治理与IPO超额募集资金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使用IPO超募资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IPO超募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代理问题: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高管的货币薪酬较高,会引发IPO超募资金的过度投资,而公司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则有利于减少IPO超募资金使用中的过度投资行为。此外,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IPO超募资金的过度投资问题比国有控股公司严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证券监管部门确保上市公司合理有效地使用超募资金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独立董事返聘与公司违规:“学习效应”抑或“关系效应”？

本文关注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后离任、但经过一段“冷却期”后再次被原上市公司返聘的现象(“独立董事返聘”)。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独立董事返聘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究竟是基于“学习效应”的抑制效果还是基于“关系效应”的助长效果。研究发现:(1)对独立董事返聘的公司而言,相对于冷却期,返聘期的公司违规显著更少(纵向对比);(2)返聘的独立董事首任期间,公司违规要显著低于冷却期(纵向对比);(3)相较无独立董事返聘、返聘人数更少的公司,返聘人数更多的公司违规显著更少(横向对比)。研究发现支持了“学习效应”假说,即独立董事返聘抑制了公司违规,并非是规避任期规定的手段。     

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监管制度的比较——西方内部控制研究文献导读及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展望(三)

时至今日,内部控制的外延已由审计、会计基础进一步拓展到公司治理基础。从公司治理层面强调内部控制,并以法律监管手段加以明确责任与要求,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这促使我们从公司治理和制度监管层面去探讨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完善。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来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重点对Hoitash等人于2009年在The 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的《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监管制度的比较》一文做详细介绍与解读,以试图厘清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外部法律监管制度的角色定位。最后,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与方向。     

“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进展、问题及趋势”征文启事

公司治理改革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商业银行实现经营模式转变和盈利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2004年,《金融论坛》联合《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科学》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四家学术期刊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学界、业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8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并上市,但在公司治理方面还存在     

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自2005年试点以民间资本为主要投资者、“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并首次采用“中央—地方”分层监管体制。中央政府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率上限,部分省级政府突破这一上限,而部分省份却因受到间接监管导致融资杠杆率接近为0。本文基于2011年全国457家小额贷款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融资杠杆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将金融分层监管改革视作“准自然实验”以控制融资杠杆率潜在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在当前融资杠杆监管政策下,不存在“覆盖率—可持续性”目标权衡。融资杠杆率越低和未突破融资杠杆率上限的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规模显著较大,农村贷款比例显著较低,经营可持续性和利润亦显著较低,表明融资杠杆监管政策既降低覆盖率,也损害可持续性目标。由于融资杠杆受限,小额贷款公司倾向于通过提高贷款集中度等方式追求盈利,可能会引致较大的潜在风险。     

“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进展、问题及趋势”征文启事

公司治理改革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商业银行实现经营模式转变和盈利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2004年,《金融论坛》联合《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科学》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四家学术期刊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学界、业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8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四大国有商业银     

对“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的评论

崔学刚的论文“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下简称崔文），以1997—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事件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大股东变更前的股权结构以及变更后的公司治理的改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者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的国家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企业、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等对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改善都有重要的影响。     

“分级分类”与“契约”风险治理并行的人工智能监管制度构建——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为分析对象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人工智能增长引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向法律提出挑战的同时,创新人工智能产业也不容忽视。2023年8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落地,我国已基本形成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平衡人工智能“监管与创新”便成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为分析对象,“分级分类”与“契约”风险治理并行的人工智能监管思路是其主要特征。一方面,分级分类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作为数字经济中一种监管理念能够更好地实现科学监管、高效规制、精准治理;另一方面,强调监管机构、科创企业、消费者三者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治局面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实现了“契约”治理。因此,立足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和发展现状,应构建“分级分类”与“契约”风险治理并行的人工智能监管制度。一是明确分级分类标准,对接相应的数据、算法、平台的治理规则体系,与现有的人工智能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现衔接。二是以国家数据局作为主要牵头机关,程序执行以“场景化”为特征,明确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五步程序和测试合格标准,坚持个人数据的处理是监管沙盒制度的关键,最终形成政府、社会、企业三方互相合作协...     

“马奇诺防线”是如何被突破的？——从员工资金侵占案探析保险公司内控框架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正>一、引言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资金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是企业运行需要关注的核心内容。在制造业与商品流通行业,企业负责人或财务主管对“现金为王”的理解可谓刻骨铭心;在金融保险行业,资金是其核心经营标的物,大多数公司花费巨资搭建完整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框架（如风险三道防线、内控框架以及相关制度、系统与流程等）来防范经营风险或资金风险。无论是制造业、商品流通行业,还是金融保险业,     

“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进展、问题及趋势”征文启事

公司治理改革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商业银行实现经营模式转变和盈利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2004年,《金融论坛》联合《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科学》和《经济理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