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背景下破解建设用地瓶颈研究——基于湖北省土地三项试点的考察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又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用地的稀缺资源,目前各地普遍存在建设用地瓶颈问题。本文以统筹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为视角,对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三项土地管理创新试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三项试点在实践中既能落实农业耕地保护制度,又能破解建设用地瓶颈。土地管理创新试点若作为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的正式制度运行,尚需进一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完善相关政策设计。     

不能“白”了耕地——兰考30年土地的变迁

兰考是我的家乡.改革开放30年,兰考的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年前在西北上大学时,我因来自兰考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而得到学校的一等助学金,那时我才意识到,兰考这个中原县,比西北的黄土高原还要贫穷.     

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多功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的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影响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和优化配置,以期为实现耕地多功能供需平衡和推动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情境—结构—行为—结果”政策过程分析法。研究结果：（1）情境层面。地方性、价值观和制度环境是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两者影响关系的基础。（2）结构层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嵌入性,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3）行为层面。借助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政策工具,联动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推动耕地多功能价值发现和优化配置。（4）结果层面。耕地多功能与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和“中心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先是通过促进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增强耕地外援系统的多功能性,进而促进和稳固耕地系统的多功能性。研究结论：通过在大都市郊野空间内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优化耕地本体环境及其外围环境,强化耕地与其外援系统之间的要素互动与交换,重构耕地多功能利用的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多功能供给与外部多元需求的高效互动与匹配。     

深爱土地的铿锵之举——农发行四川省阆中市支行支持新农村建设纪实

迎着党的十八大东风,农发行四川省阆中市支行快速吹响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嘹亮号角。2010-2012年来累放贷款6.4亿元,成为支持地方新农村建设中最抢眼的金融推手。让种养农民的天空更蓝现在农民日子好了,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今年粮食增收,我卖粮又现款现货,国家还给我们各种补贴,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刚卖出自己所产粮食的沙溪镇金鼓村村民张大爷一边数着手中的钞     

优良工程是怎样炼成的——湖南省武冈市创新土地整治机制的做法与启示

近年来,湖南省武冈市国土资源局将土地整治作为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扎实开展,所有实施项目均被评为优良工程,赢得了项目区群众的真心拥护。武冈市土地整治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到位、五项实措、六权并举。     

农民和企业合作经营土地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建立农民和企业合作经营土地的演化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团队生产对农民和企业合作策略选择的影响。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农民和企业合作经营土地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形式的存在,农民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与双方合作经营土地的收益系数、进一步深化合作意愿系数和相互间的信任系数正相关,与双方合作经营土地的合作成本系数、交易成本系数以及风险系数负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激励农民和企业通过签订不完全契约开展合作经营土地的相关政策建议。     

吴江农是怎样增收的？：鲜花托起的土地——记松陵镇吴模村韩寿根

在这3．2亩的土地上,今年56岁的韩寿根夫妇先后插过秧,种过菜,养过禽,因为事先市场摸得较准,他们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然而不断变化的市场又迫使他们必须改换经营品种,经过市场调查,他们了解到现在城镇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花卉的需求逐年增加,于是利用靠近镇郊的地段优势,试着搞起了花卉业。经过两年辛勤的浇灌,1998年花圃销售收入9．5万元,净利4．5万元,亩均利润达到1．4万元。     

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牟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调查与思考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我县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模式：一是转包模式。即农民经发包方同意，将自己承包期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承担提留款、生产工、义务工、或给一定数量的实物等)转包给第三者。土地转包后，由受让人履行承包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转包期一般为1-3年，转包方式包括委托转包和自行转包两种，其转包原因，多为外出打工、经商等。我县通过该模式转包的达1000多农户，6000多亩耕地。     

土地征收和出让中不同集团利益取向的理论分析——兼论对耕地保护的影响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征地补偿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经济根源以及这种制度设计对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研究方法经济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说明了当前土地征收和出让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低价征地高价出让、高价征地低价出让等现象存在的经济根源;建立了"土地征收-出让市场联动模型",对虚拟"土地征收-出让联动市场"的特征、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及其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只要政府有以地套利的动机,这个虚拟市场就不可能存在均衡状态,并指出了维持最佳农地转用规模条件下耕地保护的成本,提出了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超70％是怎样在这里实现的？——安徽省界首市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情况调查

界首市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国土面积667．3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3个街道。全市78．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63．5万人,耕地58.1万亩。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市情,多措并举,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作用,土地流转呈加速发展态势。     

农民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调查分析

研究目的确定农民是否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影响其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有哪些.研究方法访谈调查法、因果分析法和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研究结果有近40%的农民具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但其余部分农民并没有这方面欲望.研究结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农民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农业经营者老龄化现象是导致规模经营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规模经营意愿低的最根本动因;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弱化了农民规模经营意愿;不断增加的农业生产流动资本投入成为激励农民规模经营意愿的重要因素.虽然相对开放的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民规模经营意愿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并不希望改变当前的土地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