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法官错案追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一步,指的是办理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违反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由相关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追究其责任的制度。近年来司法制度的不断改革要求对法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问责制度。对法官来说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求,公平公正是法治社会要求的目标之一。司法机关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因素,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在人们的视野中不断出现,不断影响着司法的底线。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纠正了大量错判案件,这些冤假错案的出现不仅仅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更破坏了法律的威严性,严重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扮演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维护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的道德取向的角色。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影响。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但其仍有不足。本人从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现状出发,通过中西方错案责任的比较,分析出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取长补短完善我国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论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广泛地存在于司法审判中,法官应当独立地、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审判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表达社会正义。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法律在赋予司法机关权力的同时,亦对其进行约束。从立法、司法程序、法官职业道德等方面来规制与监督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价值的实现,有利于我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浅析审判活动中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以法律伦理为视角

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问题贯穿于整个司法活动中,法官如何对待和处理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司法审判的公正、法律威严的树立和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也影响着法治社会的建设,而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如何正视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以司法裁判为切入点浅析法意与人情

近年来,司法审判受到人们的很大的关注,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其进行关注,在这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法官的司法审判活动就受到了一种人情的影响,本文将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探讨一下司法裁判中应该兼顾法意与人情,但又不能毫无顾忌的兼顾人情。我们要从承认法官解释法的正当性,构建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等几个努力,使法意与人情能够得到很好的兼顾。实现司法审判的公正。     

再贴现政策结构调整功能研究

通过对A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亦即研究者对司法审判工作的亲历和反思,可以发现审判裁量的话语空间充满矛盾冲突,既有当事人双方的对立主张和复数立论,又有法官对道德说教与法言法语的混杂使用。法官往往相信自己是公正的,但其对正义的理解是一种“半洞察”,可能有失偏颇却不自知。究其根源,在于反思不足;而反思不足的原因,一是法官能力素养不足,二是商谈议论不够。法官一定意义上不乏商谈议论的机会,但潜在的议论规则不一定是客观公正导向的,不论是面对诉状时法官内心的、还是合议时法官之间的、或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议论,都还缺乏真正被实践的程序公正与科学论证。总之,司法裁量客观公正之可能性前提在于商谈与议论,但其前提之前提乃法律议论场域的良性建构。在这点上,国家司法改革也当有所重视。     

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问题和改革思路简

以及实务界一致认为的行政审判＂三难＂问题,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不仅涉及行政审判体制的微观层面,更反映了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宏观层面的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等问题。本文认为,行政审判体制改革需要立足于目前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的框架下,通过立法技术,整合各种资源,对法官制度、行政诉讼具体制度进行改革,最大限度的实现行政审判独立和司法权威。     

浅论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运用法律定分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不仅仅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去审理具体的案件。法官的良知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本文拟从法官良知角度,初步探析我国司法良知的塑造。     

论审判团队制度之完善

审判团队在弱化案件审批、强化专业审理、推动领导办案、优化人力配置等方面已取得成效,尤其在“去行政化”促进法官独立审判,重“集约化”强化团队办案力量上体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同时,该项改革也存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问题,包括司法责任制难以完全落实、增加管理成本、削弱审判合力优势、审判庭长“有权无力”导致履职困难等。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应强化制度自洽,重视既有制度对接和给未来制度留下接口,另一方面应加强改革的协同落实,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安排、启动释法或修法,对审判团队制度做出更为系统、整体和可行的完善设计。     

当代情理审判初探

情理审判是指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时依情理进行判决的一种审判方式。其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中;二是在民间日常纠纷解决中。情理审判的存在可以促进和谐司法。     

行政审判中的利益衡量分析——以确认违法判决对审判的效果为思考基础

利益衡量虽是司法实践的一般方法,但在行政审判中却是最必不可少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是众多行政案件的实质所在,行政诉讼中的利益抗争,实质上也就是公民权利与对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抗争。因此行政审判中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利益衡量方法为其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在审判中法官应当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进行取舍,妥当地平衡相互冲突各方利益,做好利益衡量。本文以确认违法判决为例,着重就法官在行政审判时应对个人利益予以重视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     

论法官中立的限制性因素

法官中立作为一项体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在实践中仍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对审判的不信任、当事人的法外竞技等因素的制约和限制，要想真正实现法官中立，任重道远。     

试论法律方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法学方法中的黄金方法,它自身既是一种独立的方法,同时又贯穿于其它方法之中。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完备,都有利益衡量的空间。立法者在不断通过立法形式来平衡各种冲突的同时,要求作为执法者--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也要树立科学的理念,通过审判活动来平衡各种利益冲突。但法官不可无限制的适用这一方法,即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利益衡量时一定要有所节制,防止恣意。     

论社会秩序、活法、国家法的三重维度——埃里希法律社会学思想综述

奥地利著名法学家欧根·埃里希是欧洲社会学法学、自由法学的创始之一。埃里希社会学法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法律发展以社会本身为重心思想;国家法与活法的法律分类思想;从研究法律史与实用法学和研究活法着手的法律研究方法;根据法官自由发现的法律进行审判的司法审判思想。     

浅谈证明责任分配中司法裁量的规制

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曾被誉为"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分配则是证明责任的核心内容,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而司法裁量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一种特殊机制,它能针对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满足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需要。不同的分配方式可能会引起截然相异的诉讼结果,因此有必要规范证明责任分配中的司法裁量权,以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进而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法官裁量决定证明责任分配所带来的混乱。     

反思起诉书一本主义

起诉书一本主义所代表的预断防止理念,是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制度发展的当然结果。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本身不注重防止法官预断,但直接、言词原则,辩方阅卷权与心证公开等制度,同样使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得以贯行。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阅卷审判"现象,与法官预断无必然联系,起诉书一本主义不能确保庭审实质化。中国的改革适当借鉴职权主义的做法。     

对完善交强险条款第九条法律效力的思考

我国交强险制度自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在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及时化解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初创、经验数据不足等原因,我国交强险制度尚不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交强险条款”）第九条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往往成为交强险纠纷案件审判的争议焦点。根据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审判案例,     

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存在的误区,法官和当事人应当明确举证责任转移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关系和互补性,明确举证责任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的界限,审判实践中法官要正确履行在举证责任转移时的阐明义务.     

北京法院16年著作权司法审判工作回顾——纪念《著作权法》实施十周年

2001年6月1日是我国现行《著作 权法》实施十周年纪念日。著作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法律,十年来,指导我国著作权司法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通过司法审判程序,对大量的侵权行为予以了制裁;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专业审判人员;通过司法审判活动对提高全社会保护著作权的法律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得到国内外各界的肯定和赞扬。我有幸作为一个直接经历了北京市人民法院从最早开始审理著作权案件到现在十六年历程的法官,亲眼目睹了《著作权法》从无到有下断完善实施的历程。     

论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完善——从中日法院调解制度比较的角度

一、中日法院调解制度比较 （一）法院调解的制度设计 其一，从制度设计上看，日本实行的是“调审分离”。所谓调审分离是指调解和审判在适用的程序上不同，调解按非诉程序进行，遵循保密原则和职权探知主义原则，而审判一般应公开进行实行辩论主义，在收集证据上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而且主持调解的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必要性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从九七年一月一日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由“纠问式”转型为突出强调控辩审三者诉讼职能的“控辩式”,新的庭审方式要求作为重要诉讼参与人的证人出庭陈述证言,接受法官的询问。因此证人出庭成为这种审判方式得以顺利实施的重中之重。然而证人出庭作证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僵乏,影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更是对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种损害。鉴于此,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已变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