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权力中心进行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现制度创新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与行政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五项制度"实施情况调研

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改革由中央政策优惠进入到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阶段,区域发展差距已经表现为地方政府创新能力上来,为了推动这一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提出了相关调研和研究课题,力图通过解剖案例和横向比较寻求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可持续的制度机制,为此选择了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五项制度案例作为研究重点。小店区是山西省省会城市太原市的一个城区,作为中部省区,为了优化投资环境,小店区在前几年改革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区级费用免收制”、“慎用处罚制”、“备案经营制”、“不告不查制”和“责任追究制”五项制度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和措施。本专题调研从五项制度的形成环境、实施绩效以及行政可持续性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思路和措施选择。     

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制度供给与维度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政府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企业自主创新活动进展如何,不仅取决于创新主体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取决于创新活动中政府制度供给是否到位.鉴于目前存在的一些体制障碍,要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和科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将应用型的科研机构转化为企业这一改革基础上,根据行业技术经济特征和产业组织特点,分类重组科研机构并且健全科技资源社会共享机制;建立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投资制度,实行科技投入资本化运营;强化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建立政府和各创新主体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由于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有必要界定政府的参与维度.     

试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创新是一个系统,不是个体行为.在创新系统中,主体与客体是多样的、分层次的.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自然技术创新与社会技术创新.在创新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度创新(社会技术创新)的主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总结原苏联及我国的改革实践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创新问题.技术创新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取决于创新成本本身,而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与风险.当外部成本与风险过大时,创新收益无法保证,创新主体就会放弃创新,进而选择投机取巧.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以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民主权利为前提,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有序地去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行为。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是制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因素,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和趋势分析,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视角,提出地方政府需要从制度制定、制度公平和公正执行、制度绩效评估方面不断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制度创新体系,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权力运行无序、决策制度短缺、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降低行政成本的制度分析

我国目前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可用帕金森定律和黄宗羲定律来解释其根本原因.本文不打算在原因分析上多费笔墨,只想从制度的角度谈谈如何降低行政成本,具体途径为:缩小规模、创新流程、优化结构;建立低行政成本的政府框架,完善制度约束;建立绩效评估制度,推动行政成本正向激励;强化行政成本监管,在制度设计上为"公共领域"创造条件.     

不宜用政治企业家概念评价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后认为,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政治企业家、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参与了制度创新,甚至主导了局部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天生的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精神的发挥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是特定激励相容机制的结果。只有从经济基础来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我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创新

我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个政府垄断和管制的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是要解除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垄断和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自我革命的过程,其中政府政策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和行为选择,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因此,要深化市场经济关键不是继续推行"体制外"改革而是要改革政府本身,进行政府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治国。     

中国社保制度改革的局部成本与整体进程

制度创新的局部地区成本偏高将会其整体进程产生影响,本文以吉林省作为典型案例,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并据此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改变社保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对比,推进改革进程。     

"传承"与"永恒"

要成为“传承”的理由,“永恒”是唯一条件。如一墅一宅因纯美传承;珍宝美钻因罕有传承。“永恒”从来是我们在世间万物更迭中追求的永不落幕的篇章。2008年11月8日,一场难得的“稀世、永恒”赏鉴盛宴在合生帝景山庄揭开序幕。     

“Qrobot”＆“ifttt”

可以说。有了ifttt。Qrobot将再也不会只是个玩具。因为ifttt一脚把Qrobot蹋进了未来。     

超越“左”与“右”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感物说”与“摹仿说”之比较

"感物说"和"摹仿说"分别是中西关于文学艺术发生的理论学说,并且都各自对其后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者都反映了文学与自然、社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不能忽视两者的确存在着更为根本的差异。"感物说"强调的是主客观的融合,而"摹仿说"则强调主客观的分离,这和中西方"天人合一"和"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有很大的联系。     

“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

学界对虚拟经济的各种界定,实践中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运行,其实在《资本论》中早有论述。经过长期的发展,虚拟资本已经演化为多种形态,构成了现代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的加速器。但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也会变成现代经济泡沫成分的催化剂。     

贵在"出发" 力求"到达"

浙江经济发展迅猛,关键在于浙江人做任何事情都敢于"出发".缺少真山真水,他们敢在发展旅游业上"出发",搞起了宋城、横店影视城等人造景观,效益并不比别人逊色;缺少自然资源,敢于在专业市场建设上"出发",大做"无中生有"文章,硬是把全国的羊毛衫、木材等产业聚集浙江市场,依靠发达的市场体系,培育出地域特色明显、投资主体明确、专业化生产与分工协作相结合的块状经济;规模经济薄弱,敢于在提升经济规模上"出发",依托个私经济,实行产业集聚,形成了小企业、大群体,小商品、大市场,小摊户、大网络,小企业、大集群.一根小小的吸管、一条小小的领带、一个小小的纽扣,都做成了大产业.     

"分"与"和"的智慧——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解读

在荀子“义分则和”的理念中,“和”、“义”直接继承了孔、孟思想,而“分”主要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与孔孟以“敬与让”言“礼”不同,荀子则主要以“分”言“礼”。荀子的“分”有四个层面意蕴:何为“分”、为何“分”、如何“分”、向何“分”;“和”则贯穿于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具有现实价值。     

"进取"和"退隐"的融合--论苏轼黄州时期思想

本论述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的复杂思想：既有政治失意之后的“人生如梦”的悲现消极色彩，又有不能忘怀现实，不能忘怀自己“奋厉有当世志”的理想和抱负。苏轼打破了中国传统人士大夫建立的或“进取”或“退隐”的传统人格，建立了一种把“进取”和“退隐”相融合的自由人格。     

从"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对循环经济理论假设的思考

循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建立循环经济理论的基础,理解其前提假设可以更明确地把握循环经济理论相比较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发展实质。本文在简单概括循环经济理论及其原则的基础上分析并说明循环经济理论的基础前提假设,并以此分析循环经济理论更深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