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浙江家族企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大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个人奋斗起步，第二阶段动员家族成员奋斗，第三阶段是较高层次，聘用社会人才共同奋斗。相当一部分家族企业在高速度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都遇到自身过程中“跳不出”的门槛，也“绕不过”的瓶颈。     

略论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与变迁

公民政治参与是当代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也经历了曲折的三个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领域、意识、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些表面变化中可以透视其内在的嬗变：从革命型、动员型、激情化向建设型、自主型、理性化转变。未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还将不断完善。     

从革命话语到“人民”话语：1919年—1949年民间文学的发展衍化

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末持变革观念者就较为关注民间文艺样式。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是对于“民间”,知识分子较少直接深入民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与研究。1919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发动的“到民间去”运动对这一间隙有所弥合。他们探寻利于民众接受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样态,藉此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被激发。20世纪30年代,尤其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间文艺成为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样式,向“大众化”“通俗化”进一步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革命话语”浸润下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丰富样态,并成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读金雁《新饿乡纪程》札记

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喊一声“欢迎”它就来了,也不是知识分子喊一声“告别”它就去了。同样,革命也不是在利刀下不公正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就可以避免的。一个社会的稳定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它的平衡点。     

执政理念的梳理与强调——"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政治解读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多次整风整党,党员集中教育工作已司空见惯,而2005年1月开始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却有着全新的政治内涵。以往的整风整党一般采取政治运动方式,而且往往升格为激烈的路线斗争,重点是清理队伍、重置权力,目的在于统一思想、不断革命,而此次“先进性教育”则是一次程序严谨、主题清晰的学习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目的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活动分为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并不单独设立一个组织处理阶段。     

调整:一个短期过程

<正>在经济由复苏向扩张确认的过程中,股市的波动调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2009年以来的首波大调整令整个市场人心惶惶,悲观情绪迅速蔓延。事实上,在经济由复苏向扩张确认的过程中,股市的波动调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因此,对于股市趋势的判断,更多的应该着眼于对中长期趋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启示

<正>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是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认识,它的演化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化过程,概括起来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论”到西方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发论”的确立;第二个阶段由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发论”的失效到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第三个阶段由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失灵到新自由主义“市场自发论”的兴起。     

“反行为”与乡村生活的经验世界——从《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说开去

政治动员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斯考切波甚至将中国革命直接称之为一场“大众动员型革命”。无疑，政治动员确是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但乡村普遍“反行为”现象的发现，使得人们很有必要去重新思考政治动员的效能问题。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以郭小川为镜,审视我们的灵魂

他的苦恼困惑以至挣扎,他的激进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土地上相当部分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     

我国法制建设还处于立法阶段

我国的依法治国实践是一项伟大工程,又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立法阶段,第二是执法阶段,第三是修法和完善法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我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制化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我国目前尚处在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立法阶段,理由是:一、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因而公民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二、我国近年立法的数量、规模、速度呈逐年增加趋势,这种情况在法制建设的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三、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革命的视野下,通过对苏维埃运动时期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的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性格。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来突破革命的瓶颈,快速、有效地从乡村获取革命资源,使广大农民汇成革命的洪流。     

略论我国财力动员的重点选择

按照国防经济学的观点,财力动员是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发挥财力的调节作用,保证各个阶段财力相对适度的供给,才能避免国防财力枯竭。战时我国财力动员应以财政金融手段为主要调控手段,其重点选择依次顺序为：动用国防储备基金;调整国家预算;动员国内和国外捐献;延缓到期国内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发行国债;增加税收。     

社会救援资源动员机制框架构建——以政府体系为核心

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经济组织模型、政治因素模型和文化因素模型为研究重点。公共突发事件发生时,高效、迅速地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是提高救援效率的重要途径。因此,应针对突发事件特性,转变资源动员研究视角,以政府体系为核心,从组织协调、资金投入、能力保障和信息沟通四个维度来构建社会救援资源的动员机制框架。     

从抽象异化理论到唯物史观异化理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展的“三阶段说”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过程,由起初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发展到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总的说来,这一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马克思时期,该阶段提出了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第二阶段是初步形成比较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异化劳动理论;第三阶段是唯物史观异化劳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三个阶段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几个阶段之间的历史联系,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知识分子观论纲

知识分子历来是党的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学历、劳动方式、社会属性、职业范围、社会作用等方面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