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让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既过剩,又不足”、短缺与剩余并存的格局。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刘易斯转折”到来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合约化与残疾人就业政策选择

以合约理论和交易费用为视角,分析残疾人就业的微观机理和影响因素,因就业岗位供给相对不足而形成的就业难、因农村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到达的“刘易斯转折点”和因《劳动合同法》而推进的劳动合约化,成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三大约束条件与局限转变,需要残疾人就业政策作出合理选择,建立分类实施机制,完善扶持政策,激励就业安置,加大保护力度,提高残疾人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不断改善残疾人群体生活状况．     

我国通货膨胀及其转折点研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经济周期研究中周期转折点的识别、判断和预测是经济监测预警研究中一项重要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通货膨胀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通货膨胀转折点及通货膨胀监测预警研究内容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设想,以期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具有针对性和应用价值。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结构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近来备受瞩目。"未富先老"是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最新文献回顾发现,深入研究限制人口红利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性、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缺乏,是造成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研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助于作出科学判断。     

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通货膨胀治理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经济现象的剖析,不能仅局限于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变动的影响,还必须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行为机理的研究。现代商品经济中的人已不再是被动地去适应或听命经济系统变动而进行购买或消费,满足于劳动获取收入的简单的经济人,而是要求对价格信号的变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消费与投资等现代社会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期的通胀及其治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及启示

从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已步入刘易斯转折期。国际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期内,部分国家的CPI均值上升,但高通胀并不必然出现;同时通胀也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包括CPI与PPI持续背离,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涨幅高于其它产品等。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转折期通胀治理的经验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在应对通胀时,要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要不断完善价格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体系,同时应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注重以结构性政策应对特定因素引发的通胀。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一些媒体也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尽管工资上涨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关系,但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