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在论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g＆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g＆D支出增加0．19％,专利数量增加0．30％,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治污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

本文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偏向性,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阶段偏向于促进治污技术创新,而在较强阶段偏向于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并利用中国2002-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以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水平和治污技术创新水平的比值构建技术创新偏向指数。通过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估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偏向指数的关系,论证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另外,企业规模偏向于促进治污技术创新,而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国有企业比例的增加和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则显著偏向于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区域创新环境、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一个文献综述

如何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是当前理论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学者已从多种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内涵界定,对企业竞争优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从区域创新环境和绿色技术创新内外两个视角,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决定因素进行文献回顾和总结,归纳与整理企业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区域创新环境、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及提出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