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共生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察了媒体关注作为绿色治理环境中的外部规制与规范合法性压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区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与绿色专利授权后促进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管是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还是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都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更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在强高管激励、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环境、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制度环境更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与工业绿色转型

从媒体关注、政府环境监管和公众参与的外部治理视角出发,选取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监管、媒体关注和公众参与对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公众参与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三者均发挥了外部治理作用。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而财政分权负向调节环境监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外部治理主体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媒体关注与环境监管存在替代效应,即随着环境监管强度的加强,媒体关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有所弱化;而媒体关注与公众参与、环境监管与公众参与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外部治理变量间会强化彼此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推动效果。     

环保舆论压力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导环保意识与组织绿色学习的链式中介效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闻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对环保舆论压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问题，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高阶认知理论，分析环保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探讨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的中介效应。基于201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环保舆论压力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并且，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主动还是被动：企业环保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以广东地区265家民营企业为样本,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环保战略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益的影响以及企业议价能力与自然环境动荡的权变效应。主要结论包括:①企业制定主动型或被动型环保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效益具有U型关系;②企业的议价能力可以正向调节被动型环保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外部绩效的U型关系;③企业所处自然环境的动荡可以正向调节主动型环保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外部绩效的U型关系。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On Efficiency of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an environmental race to the bottom,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Oates and Schwab [1988,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5:333–354] maintains that homogeneous jurisdictions’ decentralized choices are likely to be socially optimal because each locale sets capital tax rates to zero and sets optim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is paper shows the well-received Oates–Schwab-style efficiency result is not likely if allowed aggregate-emissions act as a firm-augmenting public input that benefits mobile firms.Thanks to participa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and the reviewers and editors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机场环境管制探讨

机场环境管制的重点是噪声和排放物污染。除直接管制外,收费是国外机场环境管制中应用得最多且最有效率的经济管制方式。我国除继续强化已有的直接管制方式外,还可以从收取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噪声费和排放物费、限制机场土地的使用、采取国际机场协会提出的短期和长期机场环境保护措施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机场环境管制。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xtension of the enhancedefficiency indices of Färe, Grosskopf, Lovell andPasurka (1989) that considers undesirable outputsasymmetrically by assuming that firms can freelydispose of some undesirable productions, but areduction of other bad outputs generates a cost interms of desirable outputs. This methodologicalapproach is used to analyse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a sample of Spanish producers of wooden goods andfurnishings whose production process generates fourdifferent wastes. We obtain efficiency indices thatserve to measure th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inseveral scenario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imed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wastes. Whe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re assumed, it is foundthat firms would have to sacrifice important amountsof potential desirable output in order to reallocateinputs into waste reduction. Secondly, we find thatfirms associated with a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aswell as firms located at a marshallian type industrialdistrict are likely to be less affected byregulations.     

环境管制: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环境管制旨在应对因资源环境消费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它通过三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得以实施,即:命令与控制型、基于市场型以及自愿型。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三种具有不同交易成本发生和负担机制的管制手段选择。环境管制的发展沿革包含了一种政府在管制过程中不断减少交易成本的尝试,这种努力使得在最新的环境管制形态——自愿环境协议中,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环境管制因而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我国制造业环境管制的实证研究

从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对环境管制(ER)的两种形式:正式管制(FER)和非正式管制(I-ER),建立了环境管制均衡方程,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假设的影响制造业环境管制的主要因素:政府保护意愿、劳动密集程度、产业规模、经济外向度、产业国有化程度、科技吸收转化支出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中国的环境效率与环境管制——基于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估算

环境效率是生产过程中潜在可实现的最少污染排放量与实际污染排放量之比,企业能否提高环境效率取决于环保投入的产出水平。文章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基础上估算了中国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环境效率,结果显示:中国的环境效率较低且增长缓慢,其中中部地区环境效率最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最高。目前的环境管制方式在东部较为有效,对中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环境管制不但要针对污染物当量,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成本、利润水平等因素,才能更好治理污染。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竞争力的影响:度量方法及研究进展

在界定竞争力的含义和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从不同政策工具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规制与竞争力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经验分析结论进行综述。在总结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全过程分析视角的环境规制度量研究

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选择、外商投资、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合理衡量环境规制水平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章基于对环境规制内涵的理解和"全过程"分析,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方面构建环境规制衡量指标体系。对我国2001~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的案例研究表明: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随时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2005~2007年提升的较为快速,而2008~2010年增幅则有所下降;东部地区省市平均环境规制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其政策水平与执行水平两者均高于中西部;另外,政策水平的区域差异大于执行水平的区域差异。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目前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企业创新以及充足的资金流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关键,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此,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均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以及融资约束水平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会下降,主要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减少;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企业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