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规避行为

文章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的影响，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商誉减值规避行为。这一结论在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工具变量回归、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对控制力越大时，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抑制商誉减值规避行为；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公司抑制商誉减值规避的意愿。文章扩展了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及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内部控制质量、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研究

自我国修改了股权质押制度以及并购制度以来，股权质押融资已成为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有效的方式之一，由此形成的高并购溢价的后续处理及减值风险也备受关注。基于此，文章利用2013—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可以减少企业的商誉减值；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抑制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显著减弱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商誉减值的负面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拓展和加深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行为经济后果的认识与理解。     

商誉减值、经济因素与盈余管理——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5—2017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建立OLS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总资产收益率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经济因素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利润平滑、CEO变更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正相关,微利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与现有盈余管理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文章发现上市公司并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大清洗"的动机。     

A股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减值状况分析

本文选取2017—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减值情况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报告商誉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但上市公司的商誉总值和平均值整体呈逐年递减趋势;四个板块商誉确认和商誉减值存在差异,主板上市公司计提商誉的平均额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板块,且高额商誉和商誉的高年增长额主要出现在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程度最高,且占资产减值损失和净利润的比值最高;中小板商誉减值风险较高,但损失程度低于创业板;科创板商誉及商誉减值程度最小,但波动规律不稳定。     

2015—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其减值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提大幅商誉减值问题凸显。2018年三季报中,A股上市公司商誉高达1.4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多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额度远超这些公司近些年净利润之和。本文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总体状况,进而结合数据比较分析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商誉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进行多维度分析,期望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资本市场高估值、高溢价的收购,商誉规模快速递增,随着被收购资产业绩变脸,产生的商誉减值将会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拖累公司业绩。以201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商誉和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商誉和其减值对股价具有显著相关的关系。通过对价值相关性和减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投资者识别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跃进式并购下企业商誉的减值与应对——以S公司为例

商誉作为一项单独的资产,是由不受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产生的。其巨额减值往往会对公司业绩利润带来影响。而巨额商誉的减值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外界的影响因素是否是商誉暴雷的唯一理由？对于商誉减值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减小其影响？本文以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S公司作为分析主体,分析其巨额商誉的成因及减值因素有哪些,分析商誉减值如何影响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以期为公司高管和相关利益相关者提供合理的应对商誉减值的建议。     

浅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成因及应对对策——基于深圳地区上市公司2016—2019年数据分析

2018年受经济下行和并购业绩承诺集中到期影响,部分上市公司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引发业绩暴雷,股票价格随之出现大幅震荡,商誉减值频发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成因进行剖析并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来应对商誉风险。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因素及防范策略

当前我国市场上的并购浪潮仍在继续,再加上监管部门对商誉减值的特别关注,使得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商誉减值的计提不但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也会对外部投资者、监管机构乃至整个市场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当前市场情况,以华谊兄弟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该企业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因素,同时将研究结果扩大至整个市场,基于企业、监管层及投资者三方给出建议,以降低我国市场上的商誉减值风险。     

中小创板块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现状及原因分析

2014—2016年是中小创上市公司并购的高峰期,2017年和2018年已经有多家公司因商誉减值出现了业绩巨亏现象。文章首先分析中小创板块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现状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其次基于并购的角度从商誉产生的根源上对商誉减值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对于中小创板块上市公司来说,目前商誉更像是一种风险;最后提出遏制不合理并购、谨慎确认商誉等建议对策,以期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商誉减值问题分析

并购重组有助于上市公司在短期内提高业绩、充实经营项目,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的商誉减值问题会提高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据此,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通过介绍商誉本质,分析商誉减值危害,主要探究了商誉减值问题,并提出了避免商誉减值问题的对策,希望对于保护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助益。     

审计师特征与商誉减值：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择2016年～2018年进行了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审计师的个体特征(性别、执业年限)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大多数审计组合中至少会有一名男性审计师,当两位审计师均为女性时,商誉减值率更大;审计师从事审计的工作年限并不会显著影响商誉的减值;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的商誉减值率更大。     

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的合并商誉减值问题探析

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趋势导致各种经济失调，由此刺激国内并购交易数量不断上升。而企业合并往往伴随着“高估值+高业绩承诺”现象，导致上市公司的账面商誉大幅增加，商誉减值问题日益严重，大额商誉计提减值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本文介绍了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的过程、商誉以及商誉减值的形成，剖析了相关合并商誉减值的原因，解析了商誉减值对蓝帆医疗经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超额商誉的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商誉规模庞大、频繁发生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问题，给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埋下重大隐患。而D&O保险作为新兴的外部治理工具，预期会影响管理者在并购过程中对超额商誉的确认。本文使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发挥监督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D&O保险对超额商誉的抑制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得以实现；D&O保险作为外部监督补偿机制，在外部监督较弱(非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审计、分析师跟踪人数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情况下，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商誉问题探究

近几年来,并购重组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的家常便饭,这固然能够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并购往往是高额商誉的产生,给上市公司业绩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以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和减值情况为基础,对商誉减值存在的风险以及实行商誉摊销的影响进行分析,从不同方面提出了降低商誉风险的建议。     

益佰制药商誉减值分析

文章对上市公司益佰制药计提商誉减值情况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采用现金流折现模型(DCF法)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必须关注两个关键因素:盈利预测和折现率。由于企业的盈利预测、折现率的选择等存在太多的主观估计,商誉可能会沦为上市公司利润调节的手段。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监管,投资者必须高度关注商誉的质量以规避商誉减值形成的风险。     

商誉减值成因及经济效果研究——以国创高新并购深圳云房为例

并购作为企业迅速扩张的一种途径,使企业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扩大规模、业务转型等目标。然而大多数并购都伴随着高商誉及高减值,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的运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深入探讨商誉减值的成因及经济效果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国创高新并购深圳云房为例,探讨商誉减值的成因,并运用事件研究法评估企业商誉减值的短期市场反应,选择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对商誉减值的长期绩效进行综合分析,分析商誉减值的经济效果,以求降低商誉减值对企业及资本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广告传媒行业合并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G公司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2012—2016年,我国A股市场一共发生并购项目19 811起,并购总额10.8万亿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年,在A股市场上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超过半数,并购带来的商誉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元,商誉已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资产。但与此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严重,减值风险巨大,2012—2016年,我国商誉减值金额五年内增加10倍。上市公司如何防范并购带来的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文章以GIMC公司2017年巨额商誉减值为例,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公司年报数据,以及各种渠道收集的关于GIMC公司并购信息的研究,分析了GIMC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资产减值、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基于化工行业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化工行业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该行业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手段达到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加入董事会规模及独立性、股权集中度及股权性质等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管理行为，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程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董事会独立性削弱了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进一步提升了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以全新的角度厘清该行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对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保证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商誉减值测试及其信息披露探讨 ——基于企业并购视角

2020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企业合并——披露、商誉和减值(讨论稿)》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三部分讨论了如何提高商誉减值测试的有效性。文章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的企业实例,深入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缺乏有效性的现状。在进一步的探讨中指出,商誉减值测试中存在的掩护效应、主观性、测试成本高以及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是降低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企业的商誉减值测试中应该充分发挥资产评估机构的专业作用以及监管机构的规范和监督作用。此外,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还要增加对企业并购和商誉减值测试的信息披露要求,以推进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