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管理防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薪酬结构作用分析

本文选取2009~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经理人管理防御指数,用薪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经理人管理防御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管理防御与非效率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经理人的固定薪酬对管理防御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固定薪酬越高,管理防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大;经理人的固定薪酬对管理防御与投资不足的关系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固定薪酬越高,则管理防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也越大;经理人持股对管理防御与过度投资行为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经理人持股越高,则管理防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小。     

经理管理防御下的企业融资决策与股东监督效应

经理管理防御是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理论机理分析,建立融资决策选择模型,讨论了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对企业最优融资策略的影响路径,揭示了企业非理性融资行为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经理管理防御导致企业融资决策偏离了股东期望的最优融资策略;面临预期的破产风险,管理防御促使经理对债务融资持谨慎态度,但更偏好股权融资;股东对经理非理性融资决策行为的最佳约束水平与投资项目增值的平方根成正比。     

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

文章以2011—2014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56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就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大背景下,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国有性质企业问题较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农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股权制衡与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管理防御对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全国力推企业创新的背景下,研究考察管理层是否会基于自利动机而产生管理防御行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投资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手工收集的A股上市公司管理防御数据,研究管理防御对于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管理防御与创新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防御是抑制企业创新投资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师关注对于两者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管理防御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管理防御对于创新投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效应,相较于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管理防御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发现,未来的管理工作可以从健全管理层激励方案和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恶意收购行为、构建多维的外部监督体系等角度出发,降低管理防御程度,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量化研究

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度量在我国仍是一个空白,国外学者使用的外部代替变量不能很好地反映经理人的管理防御动机。因此,从经理人个人特质出发选取六个最能反映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变量,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出经理管理防御指数。以2003—2006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进行实例验证,我们发现这种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确存在,而且防御程度呈上升趋势。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钢铁行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数超过全样本数的一半,而且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为严重;在影响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众多基本面因素中,现金流、企业规模、债务期限结构和销售额增长是影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最基本因素;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和资产增长率与非效率投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显著。     

经济转型期我国企业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动因分析

本文对经理管理防御概念进行了梳理,对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动因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经理人转换工作成本、人力资本专用性和控制权收益是引起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主要动因,而股权流动性差、经理选拔机制的非市场化、经理人退出补偿条款缺失是我国经济转型制度背景下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基于关系嵌入的公司经理管理防御水平测度

已有文献对管理防御的测度仍存在片面性,因此本研究基于嵌入式视角,将经理人置于社会网络中深入探索影响其管理防御水平的关键因素,并从经理人的人口学特征、经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公司治理结构、外部市场环境四个层次构建经理管理防御测度指标体系。以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对四个层次的指标进行筛选,将筛选出的指标纳入经理管理防御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个层次、指标的权重,识别各指标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程度,最终构建出经理管理防御评价体系。选取100家上市公司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管理防御测度评价体系具有有效性与合理性,且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都普遍存在管理防御行为,此外,经理的社会关系会降低其管理防御程度。     

投资效率、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6~2010年沪深股市中的872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研究融资约束公司与非融资约束公司现金持有价值存在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研究发现:首先,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高于非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价值,这表明现金持有对于融资约束类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价值。其次,小规模公司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显著高于大规模公司和国有企业;股利支付率较低和位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其投资效率与股利支付率较高和位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地区公司的投资效率无显著差异;而财务状况较差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低于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     

代理成本、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

以2004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公司内部治理、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与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对过度投资存在显著影响,但代理成本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显著;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激励总体上未能有效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抑制过度投资。     

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动机的实证检验——基于控制权收益动机和管理防御动机

为了探讨我国转型期公司治理机制下股东控制权收益和经理管理防御对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行为的影响,文章以2006—2011年我国发行可转债上市公司和增发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考虑外部宏观环境、公司基本特征和经理人自身特征三个方面,运用统计方法分析控制权收益动机和管理防御动机对可转债融资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反映股东控制权收益的Z指数、每股净资产和每股股东自由现金流量与反映经理管理防御的现金股利支付率、每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和管理防御指数六个变量分别与是否发行可转债呈显著正相关,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费用与是否发行可转债的关系不显著。     

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

股权激励是管理研究的热点,但目前的研究多从外部市场环境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出发分析其效果,极少从股权激励机制的根本——契约要素设计的角度进行分析。文章以2006—2012年宣告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期限、授予价格和业绩条件四个方面分析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激励强度、激励期限、业绩条件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而授予价格未显现对经理管理防御的缓解作用。这为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契约设计,提高股权激励有效性,缓解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从而保障股东利益提供了实证参考。     

高管特征与劳动投资效率北大核心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0~2017年的数据,在公司层面构造衡量劳动力要素的投资效率模型,并基于高管多个维度的个人特征考察其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高、年龄大、任期长的高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持股比例高的高管由于管理防御效应反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男性高管比例与劳动投资效率无显著关系。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上述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3—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现实分析和实证检验剖析盈余管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现实分析中,盈余管理同企业投资低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避免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内生性,文章将盈余管理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实证检验盈余管理对投资低效率的影响,并进行稳定性检验。通过分析发现,盈余管理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降低了其投资效率。与此同时,文章发现由于异常值存在,OLS回归分析的结论可能有偏;将异常值处理后的OLS回归分析以及GMM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盈余管理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低效率的这一假设。     

会计信息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本文对会计信息质量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当企业存在投资不足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能很好的降低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当企业存在投资过度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明显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减少投资过度问题的发生。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兼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

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引入DID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融资融券、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且粘性越大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后,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较,实验组中的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企业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并且能够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薪酬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决策权分配与投资策略选择——来自中国开放式基金的证据

决策权分配与效率是组织行为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比较决策权集中的单独管理基金和决策权分散的团队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差异,提供开放式基金决策权分配结果的证据。研究发现：团队管理基金有显著为正的选股业绩,单独管理基金表现出在股票和债券间配置组合资产的市场择时能力。研究还发现：团队管理基金没有市场择时能力是由于协调成本高;团队管理基金的专业化收益不能完全弥补其协调成本,而单独管理基金的择时收益则能够弥补其专业化的不足;多任务管理进一步影响决策权分配和投资策略的选择。单独管理基金的经理如同时管理其他偏股型基金时择时能力最突出,团队管理基金的经理如有多任务管理则其选股业绩不显著。     

现金利润、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检验——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8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现金利润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并且现金利润为正的企业容易进行过度投资，现金利润为负的企业更容易发生投资不足。综合现金利润的优越性、自由现金流量的适用性限制以及实证结果的客观支持，笔者认为现金利润对于研究非效率投资问题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投资效率与投资风险的双重视角

如何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国企分红”与“促投资”的关系,寻求既能促进投资效率又能规避投资风险的国企分红比例,是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中的焦点。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Probit模型对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企分红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和投资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当国企分红比例小于38.89%时,能够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降低投资风险;当国企分红比例超过38.89%时,随着分红比例的继续提高,投资效率随之下降,同时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因国企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国企分红比例,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管理防御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运用深沪两市350家上市公司2006年数据,对管理防御—现金股利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存在管理防御现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和公司基本面信息显著影响现金股利政策;董事会治理状况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测量变量中,应付现金股利和每股现金股利受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最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