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居民阶梯水价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吗?

现有居民阶梯水价政策能否促进社会公平,政策实施对不同收入家庭福利状况的影响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测算了阶梯水价政策情景下不同收入家庭的福利变化,发现单纯的阶梯水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对公平,但同步涨价的阶梯水价会使交叉补贴机制失效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显著恶化。因此,城市居民水价改革应优先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状况和价格改革的相对公平问题,防止收入再分配的恶化。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农地流转的机会益贫化估值模型分析

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触发了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重构社会机会配置格局实现社会分配正义,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题。吸纳益贫式增长理论的益贫思想并依据机会平等理论的机会补偿原理,提出了机会益贫化分配概念框架。基于此,挖掘和识别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可能面临的机会风险,公平估算机会损失价值并纳入农地流转定价基础,运用WBS法识别农地流转全过程中的益贫机会,并采用正态云模型构建机会益贫化的农地流转估值模型。鉴于理论模型输出结果,提出了基于机会益贫思想的农地流转定价政策建议。     

益贫式经济增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含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作为一个过程,共享发展是其新阶段。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要求中低收入者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高收入者即实现益贫式增长。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实现路径。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关键一是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多种形式就业,促进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二是提高再分配政策设计的精准性。     

益贫式增长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一个文献综述

益贫式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经济增长,它关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被认为是有效减贫的最佳经济增长模式。益贫式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大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配合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实现贫困快速下降。实现益贫式增长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经济增长直接提高穷人收入;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公共再分配使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间接获益。本文通过对益贫式增长的含义及其实现路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中国间接税能否推进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测算模拟

文章重点关注间接税减缓相对贫困效果，并基于CFPS2012年与2018年微观数据测算模拟表明：匿名评价下中国间接税整体K指数为负值，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加剧了总体贫困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但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使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平均税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减小了城乡相对贫困倍差；非匿名评价下居民家庭税前收入位置与间接税负担率呈现“U”型关系，且低收入群体位于拐点左侧，这使部分家庭收入减损流入相对贫困阶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自发推动“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     

中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分析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新研究范式,以其坚实的微观基础为研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数理模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分析经历了两代模型.笔者借鉴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的CCD模型,利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潜在收益的衡量指标,构建中国多部门VAR模型,测算了面临劳动生产率冲击时中国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     

中国经济何以转型

<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理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依靠天量的投资保持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债务拉动的中国,其金融系统日渐积累的内生性不稳定,或将使中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明斯基时刻":信贷的集体恐慌与市场信心突然崩塌,进而引致资产价格出现断崖式减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理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