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研发支出税收抵免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OECD国家中,法国提供了最优惠的研发税收抵免政策。文章试图对法国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R&D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及R&D税收激励的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澳大利亚研究开发税收激励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关于《新R&D税收激励》的征求意见法案。文章试图对澳大利亚新政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民营企业R&D投入与税收激励实证研究——以广东为例

为揭示民营企业R&D投入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关系,文章以广东为例,通过R&D投入、企业所得税收入、政府支持R&D活动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单位数、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数据,构建以R&D投入为基础的变量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税收激励政策可以促进民营企业R&D投入,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南非研发支出税收激励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非的R&D税收激励计划于2006年11月生效,主要内容是收益性支出的加计扣除和资本性支出的加速折旧。文章试图对南非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及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R&D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对R&D活动的支出,实施了各种激励政策,特别是税收激励政策。世界上不同的发达国家在税收激励政策上取得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分析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税收激励政策特点,并于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进行比较,提出了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美国企业研究与实验税收抵免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是最早实施R&D税收优惠的国家,文章试图对美国R&E抵免制度发展历程、R&E活动及QREs界定、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R&E支出的会计处理及R&E抵免制度的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英国研发支出税收激励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研发用经营性支出的加计扣除包括SME、LC和VRR三类优惠计划。文章试图对英国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R&D税收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及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加拿大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税收激励计划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86年开始实施SR&ED计划。文章试图对加拿大的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界定、SR&ED税收激励的主要内容、SR&ED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及SR&ED税收激励的管理与评估等进行解析,以便为我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自主创新战略下的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分析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更需要从税收政策上提供必要的激励。政策设计的战略思路为:强化税收激励政策的战略目标;构建公平透明、有利于创新的税制环境;强化对R&D活动的直接激励;鼓励产学研合作;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创新型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     

财税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R&D投入

文章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风险投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015—2020年323家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大财税政策都会对R&D投入形成积极的正面影响,且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强于税收优惠;在引入风险投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风险投资可以促进政府补助对R&D投入的激励作用,但对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高持股比例的风险投资对政府补助促进R&D投入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政府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方式应当基于财政与税收两大宏观工具,且风险资本需最大限度发挥监督作用,共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的界定及准确归集

为了使企业更好地理解并充分享受关于研究开发的税收激励政策,文章对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和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做了界定,并对研究开发费用的准确归集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论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分析

在减税降费政策不断深入的当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稳步前行,且以扶持企业创新活动为主,而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对税收优惠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选取了我国创业板公司2014-2019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引入融资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对二者关系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而融资约束具有调节作用,无论是从内源融资约束角度还是从债务融资约束角度来看,都显示融资约束程度较小时,这种激励作用更显著。本文充实了税收优惠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并且引入融资约束变量,丰富了其调节效应的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中国制造业成本动因拓展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现代成本动因)投入促进创新,然而创新的高风险性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策支持,引导创新投入。通过统计性描述或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比会计政策更能引导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民营企业,而创新战略实施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增长速度更快),也促进企业完善相关会计数据;会计政策和数据的完善对考察税收政策的执行起了重要支持作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比所得税税率优惠更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且促使其更偏向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偏向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处于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偏向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盈利比负债更能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创新链视角的探究

选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创新链视角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链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环节均有显著激励作用。通过更换估计模型、构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创新投入端对非国企研发资金投入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国有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以及企业创新链产出端激励效果更强；对于处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激励作用都比非高技术行业企业更强。研究为企业创新决策、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新的认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财税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激励的影响研究

运用面板模型对2009—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自2006年创新型国家战略思想提出以来施行多项税收激励政策带来的创新驱动作用,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结合2018年下半年稳杠杆的经济大环境,建议依据产业特征调整我国税收政策的力度与范围,以提高税收激励政策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我国大众体育消费:理论探源、制约因素与实施策略

全面激励大众消费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驱动力。本文采用理论分析、逻辑分析方法对当前大众体育消费的理论基础及制约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体育产品或服务供给力不足、体育消费税制体系激励缺位、微观主体税负沉重、政府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制约了大众体育消费。激励大众体育消费不仅需要政府规制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而且需要提升市场机制对体育消费的资源配置作用,实施"科技+体育"和"互联网+体育"深度融合,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大力培育体育消费市场,扩大体育消费人群规模,达到助推体育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激励调控目标。     

税收政策与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的关系分析

本文以税收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的研究为切入点,对广东省具有研发机构企业的现行税收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高科技型企业R&D融资的税收政策的建议。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以宁波市为例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管理(试行)的通知》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取得了积极的作用。文中以宁波为例分析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现状,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     

金融化、财政激励与企业投资结构

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政策会促使企业选择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递减倾向。其中,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会显著促进企业权益性投资比重升高,研发补贴则会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升高。进一步以企业融资效率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激励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融资效率进而促使企业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因此,在利用财政激励政策工具调节企业投资结构时,应充分考虑企业金融化水平,以避免企业投资结构出现失衡。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investment stimuli

Based on a calibrated real options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a tax-subsidy program offered by a government to stimulate corporate investment under business cycles. We derive and discuss optimal incentive policies for different states of the economy. We find that it is optim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offer a combination of tax cuts and lump-sum subsidy for stimulating levered firms’ investment under business cycles.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counter-cyclical tax-subsidy policy, namely a higher (lower) tax cuts and a larger (smaller) lump-sum subsidy during recessions (booms). In particular, we provide a possible explanation why man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reduced and even implemented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Finally, our conclusions also predict that the break-even tax-subsidy program always provides effective investment stimulus under business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