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政策体系触及的边界:由市场与政府关系观察

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均可以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两种手段各有其适用的产业空间。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政策是以前期非市场化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会频繁地采取非市场化的手段。技术不确定性能够较好地概括产业技术特征,技术不确定性越低的行业,创新政策中非市场化的手段越可能成功。我国需要建立起协调两种激励手段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通过企业的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     

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着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背景下,文章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并基于中国2011-2020年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研究创新生态系统中外部环境,即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且拐点位置约位于38.6%水平;(2)在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与政府直接补贴;(3)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文章归纳了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及扩散的作用,拓展了外部政策激励环境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可为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合理的激励性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对我国主板上市家族企业在2008-2018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合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分别以家族决策权和家族现金流权为家族所有权的衡量指标,分析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市场化程度在家族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该结论为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国内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科学指导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管制与绿色创新

在宏观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和微观企业绿色化发展的情境下,企业绿色创新如何发展变化仍待深入探究。文章以2009—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呈现“倒U”型影响,并且存在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其非线性关系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显著,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不显著;相较于非正式环境管制,正式环境管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研究结果为政府精准设计经济政策、有效施行环境政策以及为企业长远布局绿色创新方案提供实证经验支撑。     

天津化学制药上市公司的行业比较与发展对策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化学制药行业进行了财务综合评价与分析,通过比较研究,对天津上市企业——力生制药和天药股份在这一行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定位,与先进企业相比,天津市相关企业存在着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应提高资本的营运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行业与实际控制人分析

自2006年有了政策支持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实施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股权激励方式是股权激励契约的关键问题。文章首先对股权激励方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总体的统计分析,进而从行业和实际控制人角度对其实施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有一个演化,发生时间是2012—2013年间;另外,就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言,并未发现这两个行业对哪一种股权激励方式有特别的偏好;最后,国有上市公司对股票期权的应用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和总体略有偏好。     

上市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在创业板市场申请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创新专利变量,经过对成功上市企业与终止上市企业的样本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上市是否促进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创新。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了上市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上市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上市没能通过影响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创新。该结果意味着直接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及融资机制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不仅为直接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南京引进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与建议

研究南京引进海外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总结政策切入点与亮点,分析不足,从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激励手段创新、政策市场化运作机制建立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创新优化南京引进海外科技人才政策,助推国内海外科技人才的集聚。     

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根据我国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财税激励与创新绩效的研究成果,通过选取2012~2015年112家沪深两市挂牌上市的高技术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财税激励两种政策中,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税收优惠,都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补贴会显著提升公司研发投入,补贴越多,企业的投入就越大;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上市公司财政补贴和创新绩效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规模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与企业规模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将三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回归分析相结合，系统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在服务贸易开放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呈现差异性：与创新产出较少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产出较多的地区相对更大；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对更大；与不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对更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不仅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应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法律约束机制，正向调节对外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市场压力、财政补贴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探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财政补贴资源实施双元创新投资,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压力对财政补贴激励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相对开发式创新投资,财政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2)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双重压力时,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源、减少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

从省级层面出发,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城市要素禀赋较低的省份之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企业创新、市场化水平和高校人才流入这3个渠道来提升区域创新水平.这为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区域发展条件、完善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供了政策启示.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之探析

截止2001年底,我国共有86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方式来对决策层、管理层及员工进行激励,占沪深股市全部上市公司的7.57%。这些公司分布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激励目标的不同,并结合政策、法规,分别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以及激励对象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家精神、外部环境与创新效率

以2015-2018年的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采用熵权法和随机前沿模型(SFA),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外部创新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效率,其中企业家的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较为重要;市场化进程对两者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精神越能发挥积极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则无明显调节效果。     

制药废水处理技术分析与研究

制药行业作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随着制药工业不断发展,每年排出的制药废水量也有所增加。再加上当今药物种类繁多,不同药物原材料、生产工艺、提纯与精制技术所产生的制药废水含量也有所差异,提升了制药废水的处理难度。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制药废水的特点与危害,然后提出了新时期制药废水的处理技术。     

公益性软科学研究机构职工激励的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公益性软科学研究机构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围绕职工创新激励关键环节,对华东四家研究院所进行案例比较,对其中一家院所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青年科研人员创新活跃,但对机构评价偏低,创新激励需求多样化;机构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亟待改革;需要更充分落实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未来,公益性软科学研究机构应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推进市场导向改革,落实创新激励政策,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建立多元激励方式。     

国内外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发展现状综述

科技创新政策是引导、激励和规范科技创新活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支撑条件。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是发挥政策作用、确保政策施行效果的重要环节。首先分析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科技创新评估体系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工作发展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研究方向,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体系提供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沪深股市646家工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影响与作用维度，并进一步对其异质性作用及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这种积极影响只存在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质量、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品服务质量三个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和清洁行业；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投资效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