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软力量的构建

一、软力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众所周知,“软力量”概念来源于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的SoftPowe(r软力量)一词。他把“软力量”定义为“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即吸引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而非恐吓别人的能力”。不少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把这一概念对应翻译为“软权力”。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软力量”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     

"软权力"的基本理论

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第一次在学术界系统地提出和阐述"软权力"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此加以重视,一些评论奈的论点,一些阐释他的概念并运用"软权力"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笔者就是以此为着眼点,阐述了"软权力"的基本理论.     

论软权力的维度

软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但软权力作为一项研究议程仍有待系统化。软权力依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维度: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是国家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认同性权力是主导国家通过使其他国家认同其领导地位而拥有的影响他国的权力;同化性权力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美国作为强大软权力资源的拥有者,是运用这三种软权力的典型国家。分析三种软权力的含义、特征和作用,有助于推动软权力研究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中国和欧盟软权力的比较——以中欧对非洲发展援助为例

与偏好硬权力的美国相比,欧盟和中国则更加注重开发和运用各自的软权力。除了通常强调的文化因素以外,软权力资源中的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需要格外加以重视。在援助非洲发展方面,欧盟坚持将民主、法治、人权和善治等作为提供援助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遵循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交传统。二者的做法各有利弊,但一方之弊恰好可为另一方之利所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欧双方在软权力方面具有互补的可能性,并可行于联合国的多边机制框架之下。此举无论对于中欧双边关系,还是对于全球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约瑟夫·奈的军事软权力思想分析

本文以约瑟夫·奈的理论原著为根据，重点解读了作者关于军事和文化软权力的阐述，并结合我国军事发展的需求。对我国军事软权力建设提出了若干参考建议。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

学界对权力是资源还是资源运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也是权力概念的模糊性所在。对权力的重新分类可以依据"资源"与"运用"的双重角度进行,权力可分为软性软权力、硬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和硬性硬权力四大类。以此为框架,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权力资源、权力运用方式以及权力运用目的。通过与美国和欧盟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权力战略是"全能-美国至上"型,欧盟的权力战略是"全能-后主权"型,中国的权力战略则为"吸引-防御"型。在权力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权力战略重视吸引而少强制,重视防御而少塑造。中国的权力战略的继续改进表现在五个方面: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并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文化外交探析

文化是一种力。作为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因子，文化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均可谓一把优雅的兵不血刃的杀手锏，是国家建构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依托。文化外交即是以文化的手段谋求国家外交战略的实现。本文将对从文化、软权力等多个方面透视文化外交，并结合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践案例，力求管中窥豹，对文化外交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现。以飨读者。     

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因素研究

软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软权力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它是针对冷战后期国际格局和国际政治领域权力性质的变化而提出的。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快,软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跨国公司的软权力源泉及局限

随着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赖的加强,软权力在跨国公司竞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本文介绍了软权力思想的来源和内涵,论述了跨国公司的三种软权力资源,分析了跨国公司软权力的局限性,最后对我国企业软权力建设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展望。     

述评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

尽管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仍需发展与完善,可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如能加强对其研究,形成自身特色的“软权力”理论,则会丰富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并有效地指导国家实践。     

评“软制衡论”

针对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受直接挑战但又屡受种种制约的现象,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软制衡论”。该理论认为,在单极体系下,针对霸权国的非军事手段的制衡是大国间权力互动的新的主要形式,并且有可能成为实现均势的准备阶段。“软制衡论”正确地强调了制度、观念等层面的国际互动在当代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但却错误地把它们简单混同为权力互动的另种形式。事实表明,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正呈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必须对权力、制度、观念等具有不同属性的互动层面进行明确的区分。只有在这种明确区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当代与美国相关的国际互动拥有更加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柔力与刚力

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对超级大国美国来说,实力乃是奠定其霸主地位的保证及依据,其重要性当然更是无与伦比。实力包含两种因素:柔力或称软权力(soft power)与刚力或称硬权力(hardpower)。所谓柔力是指“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或收买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富于魅力的文化、政治理念及政策”(约瑟夫·奈)。刚力则是通过武力及各种其他强迫手段实现自身目的之能力。军事、经济实力是刚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及政治中,柔力与刚力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强调同他国合作及外交的合法性,而后者侧…     

中美“权力距离”差异的原因探究和策略解析

“权力距离”文化雏度是荷兰著名跨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泰德的重要理论之一，从他的权力距离指数来看，权力距离因国另q差异而有高低之分，而中美两国分别为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和低权力距离国家。探讨导致两国权力距离差异的历史文化渊源，并树立跨文化意识摒弃民族中心主义，进行必要的跨文化培训，是减少和避免中关跨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和冲突的策略。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霸权护持与超越——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以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中美两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与工业化时代不同，在全球分工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中美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一种融合了技术竞争、制造能力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混合竞争，综合体现为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通过构建技术、制造能力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全球价值链权力模型，从理论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中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竞争的本质，霸权国的权力垄断形成于对三者的体系性控制，但崛起国的后发优势则使其有机会通过技术撬动、制造能力提升和市场权力俘获而改变价值链中的单极权力结构，形成与主导国的权力平衡和对称性竞争。日美和中美半导体产业竞争的不同境况对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日本通过技术赶超和制造能力提升实现了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但市场权力的缺乏使其无法形成对该产业的体系性控制，从而在面对美国霸权胁迫时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虽然还处于赶超阶段，但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使其能够与缺乏制造能力的美国形成双向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平等竞争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简论冷战后美国在中亚的软权力运用

冷战后,美国通过发挥大众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在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力以及"良好"国际形象的亲和力三个方面,积极在中亚运用软权力,以求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美国全球粮食战略沿革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出“运用粮食作为武器”这一理念，并将其引入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成为美国的政策信条之一。有资料显示，基辛格将粮食援助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他认为“美国应对粮食援助实行配给限额以帮助那些未能或者不愿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     

利益集团在东西方国家的不同作用——以中国、美国为例的对比分析

文章拟从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着重探讨利益集团在不同经济和政治制度背景下所起的不同作用,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以期对利益集团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提出指导建议.     

美国对华战略(1990-2004年)——基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的量化研究

作者利用相互依赖理论,在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的新度量和源于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的四种国家权力(直接弱权、直接强权、间接弱权、间接强权)及其度量。根据对这些权力的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作者阐明美国寻求建立自身优势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目标的实质是追求美国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网络整体的秩序性,虽然1990-2004年间美国的全球战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系统性困境:无法直接调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无法阻止他国在外交中实行低程度同配或异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网络角度分析了全球战略大局下美国对华遏制与纳入的核心战略意图,阐明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的国际战略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纳入是困难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从网络角度来看,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是边权之争、权力三角之争,不同程度的同配性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