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会馆的行规业律与商品经济的繁荣

由于清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和流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凸现出来,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扰乱。作为行帮办事机构和商人自治团体的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对商品的价格、质量、度量衡、赊买赊卖和风险责任的承担等作了严格规定,并且禁止商品买空卖空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加强了商业自律,整合了市场不正当行为,确保了市场运作的有序开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论清代民间慈善活动的三种类型

清代民间慈善活动可以分为个人救助、宗族救助和民间慈善机构救助三类,它们在其救助的动机、范围、条件等方面各有不同。它是整个清代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弥补了清朝政府社会救助能力之不足。相对于清朝政府社会救助而言,它具有注重救助的血缘性、地缘性和友情性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选择救助对象的优先顺序上,就是由亲至疏、由近至远。     

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

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内小城镇的发展是不平衡、多层次的 ,本文通过具体研究 ,提出该时期该地区内以镇命名的聚落可以分为 (关 )军镇、驿镇、商镇、驿镇商镇、关镇商镇、关镇驿镇等六种类型 ,并逐个分析镇的类型与镇的历史演变、基层派出机构、地理分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 ,明清时期以镇命名的聚落并非都是目前学界所提的“市镇” ,我们应探讨“镇”的发展情况 ,同时重视地区差异的存在 ,充分结合地理空间分布因素进行研究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靠田地耕作难以为生的困境,加上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的吸引,社会各阶层都积极投身到海外贸易中,即使在海禁时期也以走私形式进行。本文对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人的构成做些具体的分析,以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之情景。     

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年间汇聚在甘肃武威的山、陕二省商人合计有六七百家,其中陕商多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则主要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甘州、肃州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均超过省城兰州。山陕商人从内地输入的商货主要为绸缎、布匹、杂货等,西安、洛阳、潼关、泾阳、索桥堡等地是商货转运的重要节点。     

近代北京商人与山西商人运用人力股制度的比较

本文认为近代北京与山西商人都使用过人力股制度。不过,北京商人*运用此制度手段灵活、形式多样,并有了一定创新;而山西商人因循守旧,大掌柜权欲恶性膨胀,独断专行,不思创新,导致与北京截然不同的结果。本文主要就人力股的上下限额、银股与人力股分配比例、份额变动、故身股、创新及效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当今的企业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近代居民的体面与生活——汉口估衣业发展试析(1915—1949)

交易估衣是旧时普通百姓应对资金短缺的一种无奈之举,在我国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晚清以迄民初,作为开埠城市的汉口,估衣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到新文化和潮流的冲击,汉地居民一边面临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一边被社会上繁荣的消费景象所裹挟。不断扩大的消费欲望与实际收入的不对等,使估衣交易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1915—1949年间,汉口估衣业发展历经繁荣、波折至于式微。研究发现,汉口估衣业在发展过程中密切跟随本地城市化的进程扩张;同时,汉正街雄厚的商业基础和人口条件是保障该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戴一峰有清一代,同安隶属于福建泉州府,其辖地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同安县、厦门岛（清代为嘉禾里和安仁里）、金门岛（清代为翔风里）和龙海县一部分（清代的积善里）。当其时,同安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散布海外各地,尤以东南...     

1915—1956年北京会馆的整顿历程略论

1915-1956年,北京市的会馆经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持续整顿,传统的功能有的消失,有的延续下来,同时增益了部分新功能,政府的干预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向,这与近代社会变迁新形势、科举的被废除、政治中心的迁移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会馆的废弛导致了馆舍的倾圮,内部滋生腐败、贪渎等现象,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均积极、灵活、稳妥地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后实现了会馆财产向人民转移的目标.     

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明清以来纵横商界 5 0 0年的山西商人在近代走向衰败了。衰败固然有客观原因 ,但与买办商人商人和其他地方商帮相比 ,没有投资于新式产业 ;没有将票号中心南移上海 ;没有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以及培养后代人才的失误 ,却是更加值得反思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