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本文发现:(1)在反腐过程中,国企高管避免政治风险的动机(或追求政治晋升的动机)导致的"不作为"("急于表现")倾向,带来更多的投资不足(过度投资);(2)"不作为"与"急于表现"都会削弱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3)相对于反腐前,反腐后相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大;(4)部分国企的"不作为"与"急于表现"导致反腐整体上对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不明显。本文的发现丰富了高管政治动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也为整顿国企高管"不作为"和"乱作为"风气提供了理论借鉴。     

晋升与薪酬的治理效应:产权性质的影响

以2005-200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晋升、薪酬契约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并检验了两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差异。研究发现(1)与民营上市公司比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距离更小,但VP(副总)感知的晋升机会更大;(2)政治晋升对企业高管产生显著激励效果,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尤为明显;(3)薪酬距离的治理效果受到晋升机制的调节作用影响:当VP晋升机会较高时,薪酬距离产生的锦标激励效应占主导,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当VP晋升机会较小时,薪酬距离蕴涵的利益剥夺效应占主导,从而损害企业绩效。     

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和薪酬激励——基于高管双重身份的视角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公司现金持有: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7~2015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时,公司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降低,体现了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持股、两职分离、产品市场竞争、投资者保护)能够约束政治晋升高管的私人收益行为,降低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晋升使国企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获取私人收益,增加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该研究结论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经理人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高管薪酬、政治晋升激励与银行风险

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面临双重激励,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还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晋升.文章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并利用82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两类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其更好地管理银行,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此外,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当前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实证分析得到的门槛值.因此,维持当前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改进其薪酬结构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方向,这为近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企业研发管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3 214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R&D投入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管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R&D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同时企业研发管理制度对企业R&D投入与其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研发管理制度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总量、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是对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据此，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地区市场异质性、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地区市场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地区市场规模在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上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也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关系质量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建立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中国9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424个样本企业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中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但关系质量能够通过提高知识共享程度和知识转移程度，增强企业动态能力，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生涯适应力与科技研发人员离职倾向：职业成长机会与传统性的作用

组织内员工生涯适应力到底会强化还是降低其离职倾向？以生涯建构理论为基础,在中国特殊组织情境下,以科技研发人员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究了生涯适应力影响科技研发人员离职倾向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越强的科技研发人员往往表现出越低的离职倾向;职业成长机会在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倾向间起中介作用;更传统的科技研发人员在有良好职业成长机会时,会表现出更低的离职倾向;传统性对职业成长机会在生涯适应力与科技研发人员离职倾向间的中介机制起调节作用。职业成长机会和传统性不但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生涯适应力强的科技研发人员为何离职率更低,而且也为企业管理者留住生涯适应力强的科技研发人员提供了理论启示。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