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综合考察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经营业绩呈现正方向影响,企业规模与经营业绩呈现负方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均与高管报酬呈现高度正相关,高管年度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规模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股比例的负相关程度也不显著.高技术企业应构建基于经营业绩的高管人员综合激励制度.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1269个有效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企业盈利状况、高管持股比例、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终极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性等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负债融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微弱负相关,由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     

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来自2007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技术,对中国实行股权激励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建模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实行股权激励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设置情况,公司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高级管理层激励、企业特征与X-效率问题

本文以2002年沪深两市74家电子通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随机边界模型考察了高级管理层激励、企业特征与X—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管理层年度薪酬与企业X—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年度薪酬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年末持股水平与X—效率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但“是否持股”对企业效率影响显著;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所有权归属以及产业特征对X—效率未产生显著影响,而企业规模与X—效率正相关,规模越大,效率越低。结合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推行以货币激励为主的自助式薪酬制度、扩大领取薪酬的高管人员比重以及重视合理竞争产生的激励作用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x—效率问题。     

高管激励与利润操纵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随机选取的55家为研究样本,利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述公司的可操纵性利润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了高管激励（通过平均年薪、持股性激励和隐性报酬三个变量来衡量）与可操纵性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外部审计质量、两职合一两个变量之后,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激励与可操纵性利润呈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平均年薪和隐性报酬（公司规模）对于可操纵性利润的影响并不显著。     

治理结构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较弱股权制衡度、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适当低的董事会频率、良好的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企业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基于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0年我国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以盈利能力、公司规模、成长性、可抵押指标和非债务税盾为控制变量,对企业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整体上提高了债务融资比例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无形资产比重代表的企业创新战略与以资产负债率代表的资本结构正相关;企业选择创新战略将显著提高债务融资水平。     

市场份额、负债融资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2015年中国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负债融资和市场份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份额与负债水平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看,负债水平能提升企业价值,且负债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曲线呈U型;销售预期对企业价值具有调节作用,且高销售预期下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风险投资介入与企业创新：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研究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2010-2017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风险投资介入显著促进专利申请量，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外观设计专利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考察不同背景和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与单独投资相比，联合投资对专利总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私营风险投资和外资风险投资相比，国有风险投资具有更强的发明取向和更长的投资时间，能显著促进发明专利等创新绩效提升，而私营和外资风险投资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分析师跟踪、内控有效性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31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从发明专利产出视角，探究分析师跟踪、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分析师跟踪人数显著提升了企业发明专利产出，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分析师跟踪人数与企业发明专利产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有效配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促进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更为显著。     

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内源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表现尤为显著;②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应适度控制债权融资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动机,并有效发挥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③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创业板企业融资决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债务压力化解的新形势下,企业通过融资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选取2010—2018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从企业债务治理角度,实证研究探讨融资类型以及融资限期对创业板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业板企业融资决策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相关;②商业信用融资、银行贷款等外源融资与企业创新绩效呈负相关;③股权的内源融资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④在融资限期结构中,长期借款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比短期借款更大。基于以上发现,从风险控制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找到适合创业板企业的融资方式,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Optimal size, optimal timing and optimal financing of an investment

Corporate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economic well-be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dentifies optimal investment size and timing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debt financing,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debt financing on investment timing without the option to choose investment siz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identifying the optimal size, optimal timing and optimal financing for an investment when the firm controls all three decisions (as it usually does in practice). The investment size and investment trigger are generally positively related: when investment is delayed (accelerated) it is larger (smaller) in size, thus the overall effect on investment is ambiguous. However, when tax rate or bankruptcy cost is increased, the trigger rises and size falls, hence the effect on investment is unambiguously negative. The effect of debt financing on investmen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debt used; with the optimal amount of debt, investment is delayed relative to the no-debt case, and this delay can be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investment, when eventually made, will be larger in size. Overall,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gnore either the firm’s ability to choose investment size or its option to use debt financing, when modeling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经理激励、负债与企业价值

已有研究表明,经理薪酬与负债都会影响企业价值。然而,作为激励机制的薪酬与作为约束机制的负债在影响企业价值上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尽管文献在理论方面有所探讨,但缺乏相应的实证证据支持。以中国沪深两市2002—2008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以薪酬衡量的显性激励还是以在职消费衡量的隐性激励,经理激励和负债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上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同时,这一关系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以及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资本结构、委托代理等相关理论,对于现实中的企业决策也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中国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行业差异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利用中国16个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对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不仅研究了R＆D投入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行业融资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R＆D投入是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的融资结构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在技术创新融资中的比例增加不利于提高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行业内的企业规模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