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

中共在1946年国共内战之前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目的就在于改变解放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重建、巩固和强化党在乡村的组织化控制，从而为征兵、扩大军队兵源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中共在土改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行为，包括在其控制的中心区与边沿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贫雇农路线和中农路线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等等，这使整个土改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共最终通过土改，使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扎根，进而有效地动员农民广泛参军，为中共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决定性的后勤基础。     

文化权力实践与土改之后的征粮建社——一个西南少数民族行政村的民族志研究

本文采取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以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行政村——绿寨为个案,借助权力与文化宰制的理论视角,深度描述土改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及文化权力实践实现征粮建社的政治目标,从中揭示文化权力实践在征粮建社过程中的各种策略以及所带来的后果。     

“权力精英”五十年：缘起、争论及再出发——兼论“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

与美国大体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中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不撼动执政党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精英现状时,除了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权利与权力的思辩——“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之我见

权力与权利的问题就是一个法理学基本概念构建方面的热点问题．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与权利现象深深地扎根于各种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最近在网上一直沸沸扬扬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也集中反映出两者的关系问题．又正值《物权法》的新出台,本文就是基于谈现象反映出的究竟是对于私权的受侵害还是法治的进步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最后引出对于权利权力问题的思考．     

人口、社会与权力——东亚的未来

本文描述了中国、日本和韩国所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进一步探讨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如果缺乏有效经济政策,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日本已经开始出现经济停滞.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近30年内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未来这一地区的权力将会从日本转向中国.     

自然灾害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评估——基于“交换权力”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政府对与灾害产生的经济损失越来越重视。但是经典理论着重于从经济方面来直接评估灾害产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忽视灾害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交换权力"的破坏与衍生问题。文章通过引用"交换权力"理论,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以"交换权利均衡"来探究新的灾害评估方法。     

权力运作、法治与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连续性特征和这一过程中法治的缺失是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关键因素。由于不满足库兹涅茨假说的隐含前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种收入差距不仅不可能像假说所预测的那样自行趋于收敛,反而会造成既无平等也无效率的恶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推动法治建设,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所在,也是深层次的匡正之道。     

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形成机制与对抗策略

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转轨国家体制摩擦一大产物,导致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缺陷模式”,并进一步深化为“政府俘获”.本文主要以俄东欧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由转轨国家“权力问题”的争论开始,具体分析了“权力资本”产生的背景与形成机制.主张通过公民自由、维权社团等法治制衡方式,破除权力与资本联合的基础,消减制度性腐败.     

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2-2011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EO权力、私有收益与并购动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权力和私有收益是企业并购的主要推动力,对企业并购与否、并购规模及并购频率具有重要影响;权力较大的CEO更可能推动并购,进而获得较高的私有收益。文章的研究体现了CEO通过权力推动并购进而获取私有收益的过程。     

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土改的推进,是以翻转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伦理和土地秩序观为前提的,这一翻转,并非如革命史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容易,而是一系列精巧的政治与社会动员的结果。同时,这一翻转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以平均主义为内核的制度选择的基础和起点,产生了复杂的历史效应。而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则意味着对既有历史的再选择,选择能否成功,则看其在保留历史选择合理性的同时,能否化解自土改以来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土地心态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无疑又将发生一次观念的再翻转。只不过,这一再翻转不是要回复到革命前的乡村观念史,而是要在处理好传统土地观念——包括革命前的土地观念和革命所带来的土地观念——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中做出新的路径选择。     

Privatization, Land Reform,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Mexican Experience

This paper is concernedwith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 Mexico. Consideration of this issuewas occasioned by the liberal program of reform adopted in 1992by the government of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which providesfor a gradual privatization of the Mexican ejidos, a form ofcommunally administered property. The present contribution examinesto what extent this reform project is theoretically founded andwhich practical problems it encounters in implementation. The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 Mexico is outlined.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projectare discussed for an empirical case example in the Soconuscoregion (Chiapas) in Mexico. Finally, a number of consequencesare drawn.     

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要确保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促进劳动者起点的公平、落实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正当占有权、尊重劳动者对公共产品的平等享受权、推进劳动者履行义务的程序正义。     

Land transfer in rural China: incentive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come effects

ABSTRACT

Land transfer incentives and their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widely examined in the literate,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income effect during land transfer. To fill in this gap,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centives of land transfer, analy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decision on land transfer, then measures the income effects of land transfer and identifies the main sources of income effects, utilizing open-access data collected through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and flow out or in is beneficial to raise farmers’ income, indicating that the income effects have a positive feedback to farmers’ decision on land transfer.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land flow-out farmers and land flow-in farmers have different main sources of income growth. Our finding suggest that optimizing the incentive role of China’s existing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can help orderly flow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which subsequently increase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基于教学评估的高校教研室管理与改革分析

作者根据自己参与教研室管理的亲身体会,首先分析了教研室工作在学院建设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然后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教研室特别在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工作要求下的管理与改革建议。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基于梨树模式

东北黑土地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严重的退化问题,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但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双重目标下,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面临着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难题,梨树模式则为实现东北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梨树模式能够遵循农业生产力与生...     

个体认知、权威决策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个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超越"强制性-诱致性变迁"二分法,构建动态制度变迁模型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难题。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个体和权威为主体,包含制度变迁成本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历程中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权威决策是正式规则的主要来源,个体共同认知则是非正式约束的主要来源,二者共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成本是重要的激励约束因素,制度变迁的速度则取决于制度变迁成本与个体认知、权威决策三者的一致性程度,一个高效、有序的制度变迁过程应尽量避免三者的背离和冲突。因此,政府主导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应特别关注农民认知,尊重农民意愿;对具有高变迁成本的制度变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适时建立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并在改革的速度与质量之间做好权衡,以减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     

荒漠-绿洲交错带扬黄新灌区土地退化防治的模式与机制——以永宁县园艺村为例

为系统地比较贺兰山东麓荒漠-绿洲交错带扬黄新灌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地退化防治的作用机制,提炼区域土地退化防治的一般模式,采用社区调查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了园艺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在限制性资源调集和分配、土壤理化性质改良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原生荒地对照,耕地(玉米/小麦套作)土壤养分和盐分发生表聚现象,园地(葡萄)40～60cm土层养分和盐分明显富集。菌草产业的资源调集能力巨大,菌菇废料有效养分含量高而均衡,但是全盐含量明显偏高。相对早期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葡萄和菌草产业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园艺村土地退化防治实践。葡萄产业代表了一种原位的土地适宜性利用推动土地退化防治的模式,而菌草产业代表了一种拓展性土地集约利用引导土地退化防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