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运用中国1985～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R&D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1)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均能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2)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研发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和FDI溢出渠道的协同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     

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本文按照BEC分类法把进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主要指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在对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以及控制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的检验

跨国公司R&D投资能否帮助中国内资部门提升产出的技术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命题。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中国省区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FA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升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R&D投资的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差异性的特点;竞争效应是导致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示范模仿渠道的溢出效应相对有限,其关键原因在于本地相对滞后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了跨国公司R&D投资溢出效应的发挥。     

进口贸易研发知识二次溢出的空间测度——基于Coe-Helpman-Durbin模型的检验

基于知识物化型资本品进口贸易检验国际研发知识溢出效应的Coe-Helpman模型无法测度非物化型隐性知识的溢出效应,本文在考虑到C-H模型所遗漏掉的隐性知识变量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将其在空间维度扩展为Coe-Helpman-Durbin模型,以囊括国际研发知识对进口贸易所在地的首次溢出效应及其对进口贸易所在地以外其他地区的二次溢出效应.中国31省1996-2010年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不仅国际研发知识首次溢出提升了进口贸易所在地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二次溢出还提升了其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二次溢出效应高于首次溢出效应.提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源自进口贸易带来的非物化型知识在各省间形成的二次扩散,而非直接进口的知识物化型资本品.     

国内R&D投入、国际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服务贸易进口、FDI流入和积聚效应等方面扩展了CH模型,并以APEC17个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国内R&D、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3个具有稳健性的一般性结论:(1)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积聚效应;(2)本国R&D资本存量有助于提升技术效率,但是能否促进技术进步则依赖于R&D投入强度;(3)通过服务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对广东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选取了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八个与广东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具体测度了它们对于广东省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发现外商对广东直接投资、进口的研发外溢以及广东自身的研发都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相对来说广东自身的研发资本对生产的拉动效应较小,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     

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

文章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利用吸收能力理论补充了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吸收环节,构建了一个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内生化技术进步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IV)证实了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对我国省际技术进步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对FDI渠道溢出的技术吸收效应比对进口渠道显著,而R&D存量对进口渠道溢出的技术吸收效应比对FDI渠道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的进一步检验——基于中国东中西部不同时间阶段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并影响着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拟利用1988-2006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在不同时间段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通过建立技术进步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模型,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而为囡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正确制定外商投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知识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把技术进步分为水平差异型和垂直阶梯型两种模式,从理论上探讨了在不同的技术进步模式下知识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接着对国际知识溢出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最主要途径,而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进口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多发生在水平差异型技术进步行业,而FDI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多发生在垂直阶梯型技术进步行业。因此本文认为,扩大中间投入品进口、引导FDI投向水平差异型技术进步模式行业、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的研发行为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R&D溢出渠道、异质性反应与生产率:基于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有关证明R&D资本存量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基本没有考虑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LP)模型存在的重复测算缺陷,也没有细分溢出产生的渠道,导致估计模型产生重要解释变量缺失等方面的误设.本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测算各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化,利用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技术防止伪回归,估计了非物化型渠道R&D溢出对东道国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在证明非物化型R&D溢出渠道存在的同时,解释了国内R&D资本存量生产率弹性为负的原因.而且,从可观测因素的角度发现,新变量的加入使得物化型R&D溢出弹性不再显著,基于不可观测因素的分位数计量也提供了类似证明.因此,现阶段中国在重视技术物化产品进口的同时,更要加大合适技术引进的力度.     

日韩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比分析——基于DEA和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首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得出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指数,然后根据日韩对华投资特点运用投入产出法建立回归方程测算了日韩对华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日韩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技术溢出,且日本在华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大于韩国在华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日韩对中国各省区的投资特点分析了产生技术溢出的可能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国际非物化型隐性知识溢出的空间测度

通过对无法观测的非物化型隐性知识这一具有空间扩散属性的遗漏变量用空间向量自回归式予以表达,文章将传统线性的国际研发知识溢出检验模型扩展成为具有空间Durbin结构的非线性模型,以测度非物化型隐性知识对东道国进口地的局域溢出效应以及对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跨区域溢出效应。基于中国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非物化型隐性知识的局域溢出与跨区域溢出表现出强烈反差,局域溢出并不显著;其中服务贸易非物化型隐性知识的跨区域溢出效应最大也最为稳健,外商直接投资次之,货物贸易最弱。由此提示需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分清不同外贸方式的主次顺序以及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文献综述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基于外商直接投资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不同方向对东道国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四条主要渠道;并从技术溢出方和接受方两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最后根据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展望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基于昆山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增长模型,分析了外资对昆山各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外资对昆山地区的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资技术进步作用的发挥逐渐从以间接影响为主转变为以直接影响为主,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正逐渐减弱,近年来出现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