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城市工业化路径创新研究——以桂林市为例

旅游城市的城市性质决定了其工业化要进行路径创新,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桂林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尊重桂林城市性质、提高桂林发展质量和实现桂林跨越式发展的理性选择.桂林市工业与城市性质的协调性改善,但矛盾仍较为突出;工业化速度较快,但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效益欠佳;工业化推动了结构优化,但结构缺陷仍明显.因此,桂林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科学认识工业化与城市性质的关系;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着力提高工业经济效益;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进一步优化桂林市工业经济结构.     

长三角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四维城镇化的协调, 是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与质量提高的重要条件。 本文构建了 “人口—土地—经济—社会”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并对长三角地区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2005 ～2013 年长三角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此之后各个维度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2005 ～2008 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均为中低协调耦合状态,2008 年之后大多数城市为中度耦合协调, 小部分城市达到中高协调耦合;2015 年上海、 苏州、 镇江、 宁波处于低度协调耦合, 扬州、 杭州、 台州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其他城市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 整体来说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协调耦合程度仍有待提高。 因此, 长三角地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应从正外部性角度出发, 充分发挥协调度较高城市的集聚效应; 从正内部性角度扩大协调度较低城市的土地供给和调整产业结构。     

“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城市建设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1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52个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城乡统筹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均衡现象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质量发展最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     

新型城镇化定调未来

所谓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遵循工业化与城镇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规律;建立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镇化机制;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实行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供求管理的城镇化体制。转变思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决定着中国转型的成败。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时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 在考虑控制空间因素和内生性的基础上, 通过贝叶斯后验概率确定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正向空间协同性; 空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 漏出效应”、“叠加效应” 和“警示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 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 从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层面来看, 人口与生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占权重最大, 该因素加重了空气污染; 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空气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为减少空气污染, 应加强空气污染联合防治;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重新型城镇化提质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城镇化路线图还需更清晰

中国回避不了增长问题,什么改革释放的红利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决策者最想知道的答案,而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中国多数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迅速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很大程度上,中国一、二线城市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一些有着良好经济基础,处于良好区域地位,居民消费能力较强的二、三线城市,正处于五六年前一线城市的发展状态,随着城镇化的深入,经济的继续发展,居民消     

与新型城镇化共同成长

党的"十八大"把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展望未来,新型城镇化既为房地产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机遇,也促使房地产业加快转型,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为此,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共同发起在西安召开第五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主题为"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转型发展"。     

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时空耦合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互动协调的理论分析,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老工业基地典型城市为例,对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定量评估,发现: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存在较强的动态反馈关系;产业集聚度提高和区域创新系统协调发展共同促使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提升的同时,区域创新水平也越高;区域城市间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城镇化蕴含巨大内需空间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道路。其中,对工业、基础设施、住房等领域产生巨大投资需求,给建筑地产业带来无限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朱凌波:期望新型城镇化不要走形式主义

观点"财富并不能与幸福划等号,前城镇化的巨大发展甚至是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新型城镇化,那么我将之前的称之为前城镇化。前城镇化时代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催生了沿海诸多开放城市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重要的经济圈;二是以房地产的野蛮发展为代表的杠杆撬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对经济贡献瞩目,但也有高成本的代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与分析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进, 沿线国家合作交流日益紧密, 既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 也彰显了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本文利用 2000～2017 年面板数据,从经济、 制度、 社会三方面选取36 项具体指标构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 结果显示沿线国家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存在较大差距。 基于空间邻界矩阵检测, 发现各国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 采用SDM 模型从消费投资、 产业发展、 就业水平、 自然资源以及科技研发方面对城镇化质量进行驱动因素分析, 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两大体系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技术密集与产业集聚:基于技术能力视角的分析

在新型工业化中,技术密集产业往往更加倾向于空间集聚发展.本文从技术能力的视角,分析技术密集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应用内含技术能力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论证技术密集程度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循环累积关系,并阐述循环累积的传导机制;结合知识系统的组织性和开放性,探讨技术密集深化对产业集聚系统演进的推动作用.     

东北三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五化”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五化”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五化”发展水平并划分其协调阶段类型,借助空间插值分析模拟其高低值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优势排序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滞后显著;（2）“五化”综合空间分布呈现以“哈尔滨-长春”向外扩散的不规则圈层区域,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高值区波及范围狭窄,黑龙江东部、辽源-通化、朝阳-阜新、本溪-丹东所在的吉林南端、辽东与辽西为低值地带;“五化”各自格局均呈现不均衡态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化“四化”格局类似,农业现代化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3）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高级别的“五化”增长型城市与鹤岗、双鸭山、白山、辽源、七台河、本溪低水平“五化”衰退型城市差距较大,沈阳工业化、城镇化与绿色化、哈尔滨的信息化、齐齐哈尔的农业现代化位居首位;多数城市农业现代化超前于其它四化发展;（4）三省“五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类型,“五化”协调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长春、大连与哈尔滨为初级协调发展,吉林与大庆为濒临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     

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

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别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互动关系,两者之间的互动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协调应结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从工业化、城市化及其互动发展的内涵出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考察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后,开始进入协调发展的阶段,目前仍面临体制障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促进江苏工业化与城市化进一步协调发展,应加快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城镇化向城市化的转变.     

煤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福”与“祸”:基于山西的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或者催化剂,也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波动、反工业化、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等资源诅咒现象。本文从省域、地级市、县域三个层面,通过对丰富的煤炭资源与山西经济增长、结构演进、区域差异等方面的关系研究,论证了煤炭资源开发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推动了经济与就业的非农化,也是资源产业向制造业、第三产业进一步演进的制约因素;加快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却造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严重的偏差现象;区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区域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提出了6项政策建议；准确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及重大意义；坚持和遵循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及基本原则；深化理解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正确处理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清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及发展重点；综合运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文涛:紧跟新型城镇化步伐

观点"农业人口市民化带来的住房需求,都将使房地产行业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城镇化的实质是‘大经济综合体’的建设,需要投资不断刺激,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开发区及产业园区的不断兴起。"城镇化发展已被党的"十八大"确定为我国的重大战略。李克强同志年初在考察时指出:统筹"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平衡多方面关系。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