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的职责与国资的动作

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际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政资不分是政企不分的根源，不宜由财政部门代享股东权益；政府定位失据导致混淆了“国资进退”和“结构调整”，行政性扭亏增盈的负面效应太大。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彻底清理现有法规；二是以分级所有为产权框架，建立出资人制度；三是为解决两大负债打下制度基础。国资进退的辩证关系是不退不进，退而后进。     

地方经济增长中的政府或有负债问题

政府或有负债实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根据其产生机理，可以划分为主动的政府或有负债和被动的政府负债。其规模客观上存在一个合理区域，只有在这一区域内，政府或有负债才是有效的，才能把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近年来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伴随着或有负债的大量增加，政府或有负债不足和过度并存。应加快完善政策，加强管理，把政府或有负债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代价

一切均需付代价。经济增长同样需付代价。然而，是以高代价换得短期的飞速增长的“高效经济”还是以低代价赢得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改革几十年我们为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粗放型、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局限性；要实现真正的低代价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要为其寻找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这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提高管理效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经济质量，而这一切只能依靠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     

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

政府干预因素是否与资源利用效率密切正相关,并进而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资源之咒”现象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干预低效率与“资源之咒”现象、经济增长率低下是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利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的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我国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本文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SFA和DEA方法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TFP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2002年以后持续呈现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最初的资本、劳动和TFP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中国要想在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的转换,对此,我们在探讨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出、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忽视了投资过度膨胀的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财政支出、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财政支出、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大于房地产投资产出弹性;财政支出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各个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和房地产投资的激增导致了经济体中流动性的增加和通胀危险的加剧,而硬化财政预算约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信贷成本、缩小信贷规模是防范这一风险的重要途径。     

预期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主要探讨个人预期、社会预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社会预期-经济增长理论.以往预期理论只局限于通货膨胀等相关经济问题的研究,将预期理论引入经济增长、社会创新、经济改革等研究领域,这对于拓宽我们的视野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受产出缺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者所有制结构等四大因素的影响,当产出缺口增加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97个点;当需求结构（最终消费率）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0畅79个点;当产业结构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1畅47个点;当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占比）上升1％,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62个点。     

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对能源需求呈现出大数量、高质量、多种类的态势.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能源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那么能源与经济增长有何关系,中国现在的能源供需体系存在哪些问题,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对能源发展提出什么要求,如何保证稳定、安全、经济的能源供给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动力,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证据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来源渠道的省委书记、省长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差异的。本文构造了1992—2007年我国省委书记、省长与其省份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面板数据,从个人层面考察了企业背景的省委书记、省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绩效,定量识别了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弱负效应,引入控制变量后呈弱正效应,其影响在0.2个百分点之内。1992年以后来自企业的地方官员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0.8个左右的百分点,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于推进产业发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测度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投资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2)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间接增加私人产出的作用,作为其他(私人)经济投入的一部分.本文的实证研究了我国省级政府投资的这两种经济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强,但通过对私人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因此,政府的大量投资更应集中于能够促进私人产出效率提高的领域.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状况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2~2013年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运用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都会长期正向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共同变化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变化分别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利率市场化及社会有效融资的建议。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体系,主要体现为企业家的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和价值观等特质。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的"无形资产",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在宏观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诱发和促进制度和技术创新,因此我们要着力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

利用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自东部向中西部依次递减。只有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回报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机会等措施才能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姚景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受世界金融危机的传导和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反映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2008年春季广交会,美国客商人数下降13.3%,签约额下降9%。而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率是8.9%,多年来,我国对美出口都保持在20%左右,这是首次降到10%以下。在秋季广交会上,成交额特别是纺织服装业额成交额更是直线下降。     

耗竭性资源、经济增长与政府政策选择

针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与资源耗竭的现状,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部门模型,讨论了政府政策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有效利用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动态最优化的方法,得到一个三维系统,分析了系统的稳定性,导出了政府政策、资源存量、资本存量及消费的影响机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资源税与收入税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但资源管制政策对于经济发展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则不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本文在Baumol、Oulton和Sasaki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解释中国这种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寻找其原因所在。模型证明了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为零造成的,随后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显著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TFP增长率。由于服务业中的生活服务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属于真正的"滞后部门",因此,中国的服务业TFP增长率几乎为零主要是由于本应属于"进步部门"的生产者服务业对整体服务业的TFP增长贡献不足所致。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TFP增长率对整个服务业TFP增长率贡献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实现主辅分离以及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所以要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就必须大力促进服务业尤其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前提,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在社会流动的视角下考察了社会结构的构成及不同阶层的行为特征．从而构筑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市场参与者主动、积极的创造作用下,外部性不断得到内在化,交易费用得以降低,分工和专业化得到深化,经济增长作为结果而发生。根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可以考虑转向社会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此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为官者要学会自咎与自省

本人读过不少历史书籍,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羞于见江东父老,演出了一出霸王别姬的悲剧,可不可算是一种悲壮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