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该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的现时状况、改革历程、问题根源与改革方向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而丧失了自生能力,而金融体系由于承担着为国企服务的任务,所以也变相承担了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中国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先剥离它们的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内部治理机制问题.     

林毅夫: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减轻政策性负担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在上海谈到为国企减轻负担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城市人口仍有50％在国企,我国工业的固定资产60％也在国企,银行贷款的70％给了国企,但是国企的产出仅占我国工业产出的25％。因此国企的问题不解决好,就会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国企问题的核心是有非常多的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各种经营性亏损,包括多吃、多拿、多占,转移财产的损失算作是政策性的亏损。国家分不清这两种亏损,只好都包下来。这样对国企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包括私有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已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国企身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负担与战略性负担,产权改革是否会引起相关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将试图从融合产权改革与政策性负担的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加剧国企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又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相辅相成。本文以1999—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大数据样本,首先整理出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样本,然后测算出这些国企所承载的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且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因此,从减轻国企政策性负担提升企业效率的角度看,下一阶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应该选在垄断性行业。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

通过考察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变化,文章为政府干预与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业绩滑坡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座中间桥梁,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手段。研究表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政策性负担显著增加,且国企所在地区扩大就业的需求越大,其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就越显著。而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对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经营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加剧其业绩滑坡。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是IPO发行从配额制向核准制转变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能显著减小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程度,从而可以成为提高部分民营化成效的重要治理手段。     

政策性负担、简政放权与地方国企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地方国企改革中，推进简政放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以及简政放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样本，研究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关系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2)政府放权意愿对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负面影响具有拟制作用，表明政府放权意愿能够缓解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负向作用。(3)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垄断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在董事会持股比例低、独立董事占比低、“两职合一”、高管有政府任职经历时，政府放权意愿更能抑制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政府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更强。     

对国企债转股的思考

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问题是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一方面，国企财务状况不断恶化，造成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因资金短缺而难以维持，成为企业改革深化、企业制度创新的现实障碍；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重不断上升，资产质量下降，不仅严重制约了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的进程，更加大了宏观的金融风险。为了根本扭转这种局面， １９９９年３月以来，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中国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极支持国有企业通过“债转股”走出困境。 所谓债转股是指在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法…     

从渐进改革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本从渐进改革的宏观角度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制度根源。作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国有银行承担了体制转轨的改革成本,是一种在既定条件下的闪优的制度安排,仅仅限于银行内部的改革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根本无法求解,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生成,改革的出路在于理顺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重新安排政银,政企关系。     

跨国并购趋势下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一、跨国并购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影响 （一）跨国并购对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 1．跨国并购有利于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和历史包袱。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难以顺利推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和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非常沉重,以及由这些政策性负担而造成的预算软约束。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冗员问题研究

科尔奈发展的预算软约束理论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国营企业冗员现象的解释。然而这类献有时忽略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往往会让国有企业（SOEs)追求一些非经济目标，并通过补贴和政策性贷款来为此提供资助。通过对大约700家国有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不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情况下，预算约束的硬化是直接导致九十年代初中国国企冗员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类治理背景下国企高管二元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TMT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央直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的有效性以及TMT网络对高管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有较高政策性负担的公益类国企,薪酬激励的效果不明显,对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国企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显著;晋升激励对公益类国企高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而对商业类国企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国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形成的连锁网络对薪酬激励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

本文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能够在缓解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同时抑制管理层私利行为,从而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来实现其治理效应,但是该效应受国企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最后,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防范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产权改革重要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怎样？产权改革是一种承诺机制。产权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充分条件，即进行了产权改革也不一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同时，产权改革也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即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不是完全由产权不清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产权结构只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方面，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预算约束软化，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产权改革使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承诺变得更为可信，从这种意义上，产权改革对提高企业效率是重要的。     

国企混改、风险承担与地区市场化差异——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利用2014-2020年A股上市的国企数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制衡与委派高管治理与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在整体上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企混改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国企混改要注重完善公司的治理体系,合理确定非国有资本的股权比例以及要结合地区实情开展因地制宜的混改策略等建议.     

民企为什么也办社会？

早些年，人们谈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总说国有企业负担很重。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承担了许多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其中一条就是企业办“社会”。对于其职工来说，国有企业可以说对其从出生到     

还国有企业的本来面目

中国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成为参与市场经济竞争重大包袱,现在看来是相当不公平的。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负担?我个人简单的看法就是国有企业内部超经济的人和超经济的事。政企不分、企事不分是造成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社会负担重的地方,地方财政往往不景气,政府常常在一些必须由社会或政府承担的项目上推来推去。而一些来钱的项目或工程,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变相参与。结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政府不象政府,企业不象企业”。因此,必须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否则改革可能陷入按下葫芦又起瓢的不彻底状态。     

对中国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路径选择的思考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承担着政策性负担任务,导致其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其不适应在中国金融逐渐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参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从外部环境、监管层、银行自身和战略投资者的优势四个方面阐述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原因。面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减持风暴＂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影响,提出如何慎重地引进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对引入机制进行改革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如何退出等对策。     

加快国企改革的新思路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经历了30多年。改革后的国企从依存环境到经营性质都与传统的国企有许多不同了，但现在的国有企业毕竟是传统国有企业的“衍生物”，还没有完全克服传统国有企业所固有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国企改革一直在不断深入，但是这其中也一直问题不断，因此国企改革仍需深化。     

政策性负担与民营企业行为——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事件,以政策性负担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动机增强,会通过政策性负担干预当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的反应受自身发展规模影响.当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营企业倾向于主动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寻求公平的市场环境.已有文献主要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会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建立政企联系,或者对于政策性负担持被动接受的态度.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反应,并从政策性负担的角度解释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