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败的“第三方”——WTO争端解决第三方制度评析

国内民事诉讼中的第三方制度已为人熟知，但作为一种新生制度形态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的第三方制度，还不被大家所了解。何谓争端解决中的第三方？WTO关于该制度有何规定？其在WTO争端解决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入世以来利用第三方制度的情况如何？对这些问题须予明确。     

单边与多边的博弈--评欧共体商用船舶贸易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所有成员的贸易争端提供了多边解决的平台，但当一个WTO成员在通过诉诸WTO采取多边救济程序的同时，是否还可以采取单边的临时救济措施，换句话说是否可以进行单，多边轮流救济？欧共体商用船舶贸易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不执行DSB报告对私人方的影响及救济

在WTO争端解决中,当败诉方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已通过的DSB报告时.不执行报告所造成的主要经济代价往往由市场中的商业主体承受.然而,在目前的DSU体制中,却不允许受损的私人方凭借DSB裁决向任何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因此,WTO框架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将这些主体直接融入到争端解决机制执行程序中来.如何找到一条恰当的途径,既能够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维护私人方的利益,又不至于降低WTO成员方在执行争端裁决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处置权,这对WTO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的绩效分析——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检验

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四阶段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WTO争端案例结案时长不等的特点和多阶段策略选择难以量化的性质,建立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检验,对WTO贸易救济措施争端解决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贸易损失的,尤其是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达成的磋商解决、请求专家组中止工作、相互满意解决或者败诉方执行WTO决定等均对申诉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尽快结案将有利于申诉方,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利于申诉方。     

欧共体的WTO争端解决实践与政策评析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十四年(1995-2008)中,欧共体作为争端解决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争端解决实践和政策必然对争端解决运行的方向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分析欧共体争端解决实践无疑有助于理解欧共体争端解决实践对争端解决机制运行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了解欧共体的争端解决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WTO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规则的制定.     

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的比较研究

WTO体制下,贸易报复是争端解决的最后保障,但WTO争端机制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因此,要赋予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目前,各主要大国都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本国国民权利,以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使得本国国民可以通过国内程序启动WTO的争端解决程序.与美欧相比,我国关于贸易报复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均不甚丰富,确实需要借鉴较为完备的美欧立法,完善我国的有关法律制度.     

WTO争端解决实践的特征及原因分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规则导向的制度,理论上讲对任何国家(不管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国还是小国)都一视同仁。然而,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WTO争端解决机制更多在被发达国家所利用。本文通过对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来揭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运用这一机制的相对优劣地位。     

从ICSID到WTO--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演进与比较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WTO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就投资争端的解决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体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与融合性。从ICSID到WTO，代表了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专项性到综合性、从仲裁性到司法性的演讲趋势，这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领域南北矛盾发展的折射。     

WTO争端解决程序解析及利用

一、WTO的争端解决机构 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即DSB实际上是WTO总理事会在行使争端解决机构职责时的称谓，基本上可以说两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实施不同职能时身份不同。但DSB设有自己的主席、具体工作人员和工作程序等。DSB内部解决争端的具体职能部门主要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由主张走向裁决: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证据问题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证据及举证责任问题多数是通过案例发展起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判例法”。那么，在WTO/DSB处理的案件中，是如何处理关于证据和举证责任问题的呢？[编者按]     

中国律师美国之行

熟悉WTO规则的八都知道这一点:WTO表面上看起来是政府间的协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各成员方企业和行业的利益,很多WTO纠纷实质就是成员方的企业之间对市场的争夺。所以,关于中国入世的话题,不应再停留在挑战、机遇及应对这些宏观层面的探讨上,而应进入指导企业如何实际操作中。而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在中国入世之后更需要WTO法律专家或律师的帮助。鉴于此,国家司法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于年前在10多万律师从业大军中,选拔出10名律师和7名法学院教师,首次赴美研修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律师此行情况如何,他们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东西成了业界关注焦点。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WTO争端解决中专家审议机制研究

专家审议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依据WTO《争端解决谅解》(DSU)第13条第2款规定,专家组对于争端方所提科学或其他技术事项的事实性问题可请求专家审议小组提供书面咨询。随着WTO解决的争端的技术性和复杂性的日益增加,专家组越来越多地征询专家意见。本文旨在对WTO争端解决中的专家审议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对其专家的选任和专家意见征求程序方面的改进提出一点构想。     

WTO的“官司”怎么打？

入世之后，和其他WTO成员一样，中国将可以诉诸争端解决机制(DSB，DisputeSettlementBody)维护自身利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可以去WTO打官司要个说法了。那么，DSB的游戏规则究竟如何呢？     

WTO咨询台

问：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WTO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一项权利和义务，请介绍一下今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认真对待WTO争端解决机散

如何认识我国人世以来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的政策与实践,并对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的表现及其成效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13年来的WTO争端解决活动,而后以此为基础上,评论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的表现及其成效,最后提出几点建议,以便于我国进一步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     

WTO争端解决机制审查标准的规范分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审查标准集中反映于《反倾销协定》第17．6条和DSU第11条。对这些条款进行细致分析，考察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反倾销领域和非反倾销领域问题的二元审查标准，探讨法律文本中审查标准的价值倾向，对解决WTO市场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在WTO被诉现状凸显我国贸易争端形势更趋复杂

2006年至2012年,我国在WTO被诉的争端案件快速增长,共被诉30起。尤其是进入2012年,共14个成员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27起争端,是2011年（8起）的3倍多,也是2003年以来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案件最多的一年,我国被诉WTO争端案件高达7起;2012年日本首次在WTO争端机制对我国提起诉讼,而2012年当年日本就对我国提起2起争端诉讼,显示了我国面临的贸易争端形势更为复杂。     

在WTO被诉现状凸显我国贸易争端形势更趋复杂

2006年至2012年,我国在WTO被诉的争端案件快速增长,共被诉30起。尤其是进入2012年,共14个成员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27起争端,是2011年(8起)的3倍多,也是2003年以来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案件最多的一年,我国被诉WTO争端案件高达7起;2012年日本首次在WTO争端机制对我国提起诉讼,而2012年当年日本就对我国提起2起争端诉讼,显示了我国面临的贸易争端形势更为复杂。     

多边贸易体制的柱石--WTO争端解决机制10年之路及与中国的"亲密接触"

WTO争端解决机制税胎于关贸总协定(GATT)的争端解决体制，但又具备了诸多适应当令贸易争端解决客观要求的新特点；中国虽然是这一辆体制下的辆兵，但已经以务实的定位和平和的心态融入到体制的正常运作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亲密接触后，会发出自己更强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