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复苏与重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分析

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开始了崭新的自我建构历程。通过全新的自我想象与表达,女诗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历史、社会话语重构的愿望与信心,女性意识开始复苏;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中透露出某些思想的贫弱与稚嫩。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道德内涵新探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呈缺失状态，及至近代开始觉醒。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表现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反映在中国伦理本位型的文化体系中，表现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道德内涵。社会转型期间各种价值观纠结在一起．引起人们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质疑。笔者就女性责任、女性气质、女性性权利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社会主义女性新道德的建设。     

从女性文学透视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

女性文学和以男权话语系统为主的传统文学一样，都是探讨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的语言艺术。但由于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特殊，因而女性文学也显得“另类”。该文从性别差异入手，分析了女性文学所展示的女性性别意识自觉的演变和特点，认为女性只有全面地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塑造自己，并养成自主的品格，建构女性自身的文化。     

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批评论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是美国当下最活跃的后殖民批评家之一,她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属下女性”为批评和关注的焦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策略,坚定不移地针对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种种问题进行着文化文本政治批判,因此她将自己描述成“实践性的解构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的“属下”概念是其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根基,又是其女权主义批评的精髓所在。从“属下”出发,通过解构和批判,她剥去笼罩在“属下女性”身上的各种权利话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揭露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的统治和压迫,并通过解构历史的方法为属下的主体意识去蔽,批评矛头直指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认知断裂。     

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批评论

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是美国当下最活跃的后殖民批评家之一,她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属下女性”为批评和关注的焦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策略,坚定不移地针对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种种问题进行着文化文本政治批判,因此她将自己描述成“实践性的解构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她的“属下”概念是其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根基,又是其女权主义批评的精髓所在。从“属下”出发,通过解构和批判,她剥去笼罩在“属下女性”身上的各种权利话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揭露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的统治和压迫,并通过解构历史的方法为属下的主体意识去蔽,批评矛头直指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认知断裂。     

提高女性主体意识减少女性职务犯罪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由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薄弱,导致职业女性在职务犯罪中被动型犯罪明显、为情所困犯罪突出、虚荣心强.这源于已经实现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其女性主体意识具有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交互并存、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不一致的特点.提出要加强性别意识教育、提高女性自我认识、优化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对策,通过提高女性主体意识来减少女性职务犯罪.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目标与对话主体的规范

现代社会,独白型话语在思想艺术、意识形态和官僚组织中占有强烈的统治空间,从而整个现代社会都弥漫着“一个意识,一个观点”的斗争与排斥状态。巴赫金分析了独白型话语的统治境况及其特征,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独白状态,试图建构对话理论来解决社会困境。他用参与性思维概念和应分概念来规范对话主体;前者促进对话者内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融合,促使对话主体以内在行动实现社会责任,解决了现代社会行为动机和行为产品间的鸿沟所导致的危机。后者将对话主体建构为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唯一的不可不为性的责任承担者,规范了对话主体的行为心态模式,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现代人的责任危机,为对话理论的建构打下了概念和逻辑基础。     

库切笔下“失语”的黑人女性

库切作品中黑人女性因殖民统治、性别压制以及主体意识的缺乏而“失语”,她们处于社会最低层。黑人女性以沉默抵制不平等的话语权及对其主体地位的剥夺。库切希望黑人女性建立起主体意识并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希腊神话中男权意识建构下的妖魔化女性形象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权意识形态通过性别制度和话语霸权秩序构筑起男性社会的文明大厦。在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中,女性只能以一种异化分裂的形式存在。古希腊神话作为世界神话中的一朵奇葩,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古希腊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真实镜像,并揭示了父权制度建立以后,男权意识通过对妖魔化女性形象的建构来维护其统治秩序。     

论中国传统女性参政角色及当代转变

女性参政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从原始社会到改革开放这一悠久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参政角色经历了由执政人、工具人到平等人的漫长演变,并且这些演变过程中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从历史角度分析,主要可归因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大权力对传统女性参政角色的压抑。探究中国传统女性参政角色的转变对新时期建构合理的女性参政角色大有裨益,可以从参与机制、法律保障、女性话语和公民维度四个角度进行建构。     

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后现代性特征

新时期中国女性小说创作体现着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义主张、不确定内在性、反传统文化与反智性、反哲学与反审美四个基本特征为肇始点,从后现代主义与女性创作中主体实践、客观世界、理论批评三个方面的发展轨迹为沟通脉络,旨在诠释新时期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成绩与遗憾之处,而这正是其后现代性特征关键所在。     

论铁凝小说的审美建构

铁凝在《哦 ,香雪》等小说中 ,执着于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讴歌 ,以及对诗意和韵味的追求 ,表现出她成熟的审美建构。这种审美建构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女性创作特有韵致、铁凝自身气质等因素有关     

浅论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几位著名女性作家如王安忆、陈染、林白、徐坤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等代表作品的分析、论述,文章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女性小说创作特征:以“性别语言”为代表的文体意识、极强的个性特征与“私人化写作”、准自传体形式与自恋情结。     

"五四"前后商业文化影响下的女性文学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推动了近现代文学的变革,文学的市场化为女性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沪、江、浙、闽、粤丰厚的地域商业文化孕育了五四女性作家群,五四女性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开始深入表现人的觉醒、人的自由需求,探索爱情与灵魂的奥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她们的创作背景、文学文本无不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在商业文化影响下开始了世纪初的觉醒。     

论《我的光辉生涯》中女性主体性话语建构

《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对婚姻的拒绝、对精神生活的营造和对男性所期待的女性性格的颠覆,是迈尔斯·富兰克林对女性主体性话语建构的有益探索,但是迫于当时的话语语境,女性话语的主体性建构依然无法摆脱男性强势文化的枷锁和桎梏,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女性作家的地位和女性书写的困境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权力与妥协--《佛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文学符号学中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的深层关系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不常用的方法。本文尝试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乔治·艾略特的《佛洛斯河上的磨坊》进行阐释。通过分析,文本的深层结构显示: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性爱及女性群体都成为传播男权意识形态的“媒介”,主流社会通过这些“媒介”界定了男性理想中女性的角色、地位及气质,迫使女主人公接受传统女性概念,把她的行动限制在男权文化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最终导致男权意识在女性心理上的内化,从而彻底阻碍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从背弃到妥协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意识与主流社会意识对抗的必然结果。     

当代海峡两岸女性文学比较论

本文通过对当代海峡两岸女性文学中作家作品比较,论述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五·四”以来现代女性文学的明显的现代发展衍进轨迹:承袭——拓展——超越。即由传统婚姻爱情主题、社会主题到哲学主题的演化。     

解构两性对立 建构女性政治

女性主义批评作为动态发展的理论,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运行轨迹。在倾吐女性心理诉求的同时也在以解构双声话语为先导,谋求两性的平等对话。性别政治理论给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践性的策略,颠覆性别二元论思想,消弭主客体的矛盾性,揭露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女性的遮蔽。把女性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紧握“这一把过往的深情”——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细读林徽因的女性意识

从冰心的哲理小诗开始,中国的女性开始逐渐走上并活跃于新诗创作的舞台。有着中西方双重文化教育背景的林徽因,正是现代中国女性独立的思维意识与思维能力逐渐走向成熟的典型代表。她创作的新诗,深受新月派新格律诗的影响,将中西方文化、古典与现代融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堪称智慧与灵性的美妙组合。本文选取她的《别丢掉》一首,尝试从文本入手分析其间深意,解读诗中的女性意识,并浅析其古典与现代融合的状况。     

女性书写：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20世纪中国“女性书写”研究

本文从文学属性中指出女性文学所蕴涵的政治文本与性别文本，分别倾向于政治意识与人本意识，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因为文学的美学价值虽然重要，但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显而易见。因此推导女性文学的双重书写是必然的现象，同时指出女性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对双重书写的认识，只有在这一理性认识之上，才能促进女性文学的发展与进步。